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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憲之殤:梁啟超與他的“自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4-04-27 09:03:23  


 
何懷宏:學術不誠影響康有為政治實踐

  何懷宏(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拿康有為、梁啟超相比,梁在思想原創性、體系一貫性的堅持方面都不如康有為。前幾天我看到李澤厚有一個訪談,談到康有為,談到中國式自由主義以康有為為代表。但如果我們不僅考慮思想史,也考慮制度史、實踐史的話,會發現有不少問題。

  當然康有為的學術思想自有其重要意義,但在戊戌變法那一段期間,其思想學術可能不是他改革實踐的助力而反而是阻力,他的“今文公羊之說”、“孔子改制說”,讓很多人懷疑他,哪怕是對政治沒有太多興趣的學者,覺得康有為在學術上有不誠、不真實,或者說太大膽乃至狂妄的地方。中國很多官員也是學者,是連在一起的,對他有所懷疑。而學術思想上的不誠也影響著他的政治實踐。茅海建在戊戌變法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康有為的《我史》,25000字,他寫了80多萬字的箋注,今年剛推出的一本關於《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也是厚重之作,他是很好的歷史學家,不是考慮思想的影響和效用,而是首先求真實,比如這些奏稿到底是不是你寫的,張之洞請誅六君子到底是不是真的,這些就要求考證清楚。

  這讓我回想起16年前,也就是1998年開了一個紀念戊戌變法一百年的會議,當時我提交了一篇論文是關於“戊戌變法的兩個源流”,其實是兩個路向或路線,是讀陳寅恪回憶其祖父陳寶箴他們當時的一些觀點而來的,還有中研院近代史集刊的一些考證,讀的感覺和史料印證認為確實有陳寅恪所說的有兩個路向:一個是以陳寶箴、張之洞為代表的變法路線,還有一個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變法路線。康有為的路向跟陳寶箴、張之洞的路向不一樣,他更多是文人、思想家、言論家,帶有文學風格。如果現在看《舊制度與大革命》,講到文人浪漫主義者,跟他們有很多貼切的地方。

  如果我們簡單說“戊戌變法注定失敗”,這個結論肯定下得太早,當時其實潛存著好幾種可能,雖然也不是說必定會成功,但從1895年開始的自強運動或者“自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惜當時的君主不是很有經驗,又沒有來得及任用富有政治經驗和改革思想的重臣,而多是采納了一些缺少實際政治經驗和歷練的言官的意見。還有康有為在裡面的一些奇怪的做法,以及後面很激烈的反應,我們會發現沒有多少政治經驗的人才會這樣做,包括最後這樣一個結局,具體不多說了。康的作用用汪榮祖的話說是打開洪水閥門,“欲栽變法之花,卻無心插了革命之柳”,他有機會主義思想,加上自己的教主和領袖欲。這當然會得到一些忠實的追隨者,但也容易樹敵很多。如梁啟超所說的“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堅毅也”,這有他的優勢,“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有然,其在學問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建實之基礎者亦以此。”這後面有相當急迫的心態,包括康有為的弟弟批評他的哥哥“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動太大。”這都是有的。

  這種氣魄除了個性原因之外,在思想上是來自什麼?我認為是來自一種政治上的完美主義。他心里深處還有一部《大同書》。他很急切,希望畢其功於一役,而且功成在我。而具體到戊戌變法的直接教訓是:首先,思想家、言論家、政治家應該是各司其責。其次,那怕在一個不得不變,不得不改的社會里,哪怕只是為了改革的成功,所使用的手段也還要注意誠實、穩健和乾淨,何況是在當時中國那樣一個傳統上重視道德的社會里。再次,改革不能不注意民風世習,注意新的力量,包括逐步的教育和訓練,打擊面也不能太大,不宜激化矛盾。

  所以,我覺得康有為可以說是“中國激進之第一人”,雖然他後來很快就顯得保守了。他的堅持一貫還是相當令人尊敬。但可能正是由他,或者說由戊戌變法的失敗開啟了20世紀的百年激蕩。當然,後面還有改革機會。歷史不是命定的。改革那條路後來事實上沒有走通,但不是說注定不能走通。歷史的可能性不是只有呈現為“現實”的唯一一條路。就像現在我們有一種說法,其他東西我們都試過了,所以只能走後來那條路。但我們真的試過了嗎?或者恰恰是被後來那條路人為和強力地打斷了?德國一次大戰後魏瑪民主似乎是失敗了,但後來德國二戰以後還走那條路不是走通了?有些事情需要時間,需要堅韌的努力和耐心,甚至愈是好的事情愈是如此,太快得到的東西常常不是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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