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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供給”推動中國經濟新增長

http://www.CRNTT.com   2015-11-30 08:17:22

中國經濟正處在動力切換、結構轉變、階段更替和風險緩釋的關鍵時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意味著在原有增長機制和主導產業衰退的同時，需要培育出影響面廣、潛力大的新主導產業，將潛在的供給需求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增長動力。 　　中評社北京11月30日電／當前，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中國也處在新舊產業和發展動能交替的關鍵期。在這歷史轉折階段，一方面要對傳統增長動力進一步挖掘，通過模式重構，結構調整、路徑優化、產業升級改革“存量經濟”；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培育新興增長力量，發展“增量經濟”，釋放“新經濟 ”增長動力。因此，以“新供給”替代“老供給”勢在必行。 　　上海證券報發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副研究員張茉楠文章表示，中國經濟正處在動力切換、結構轉變、階段更替和風險緩釋的關鍵時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意味著中國要比成熟市場經濟國家2%-3%的增速高出約4-5個百分點。在原有增長機制和主導產業衰退的同時，需要培育出影響面廣、潛力大的新主導產業，將潛在的供給需求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增長動力。 　　“老供給”動力不足，舊常態模式難以為繼 　　文章分析，中國經濟正處在動力切換、結構轉變、階段更替和風險緩釋的關鍵時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意味著在原有增長機制和主導產業衰退的同時，需要培育出影響面廣、潛力大的新主導產業，將潛在的供給需求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增長動力。 　　1。傳統要素增長紅利放緩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表現出“高增長、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成本”等顯著特征。2000-2013年，全球經濟GDP平均增速為3.68%，同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速10.6%，幾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國GDP總量達到10萬億美元左右。然而，近年來隨著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的空間逐步縮小，技術追趕和要素轉移的步伐相應放慢數量型擴張的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支撐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實現高速增長，特別是隨著人口紅利減少、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資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給效率下降，中國也面臨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頸。 　　一是“高投入”難持續。以資本投入為例，中國35年來保持較高的資本形成率，特別是2000年以後，資本形成率呈現快速上升勢頭，由1978年的38.2%上升至2013年49.3%，提高了11.1個百分點。與國際比較，幾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 　　二是“高消耗”難持續。隨著中國經濟規模日益擴大，現有的經濟合作模式所面臨的資源與環境壓力越來越大。目前來看，中國單位GDP能耗儘管有所下降，但依然為高收入國家的1.8倍，中等收入國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 　　三是“低效益”難持續。增量資本產出比顯著提高，投資效率嚴重降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下降的內在要求。雖然通過加快投資可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但也可能帶來投資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根據測算，2005年，每新增一個單位GDP，需要增加投資2.4元，2008年提升至2.9元，2009年進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資本產出比已經上升到4.3元的較高水平。 　　四是“低成本”難持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進入到下降階段，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進一步下降甚至負增長。按照國家統計局統計，2012年中國15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3727萬人，比2012年末減少345萬人，2013年進一步減少227萬人。根據人力模型預測，“十三五”期間勞動年齡人口還將平均每年減少200萬人左右。 　　近年來，影響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已發生了明顯變化。根據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估算，全要素生產率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從1978-1994年間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間的31.8，並預計進一步降低為2010-2015年間的28.0%。與此同時，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資增長所導致的資本勞動比的升高。在上述三個時期，資本勞動比提高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從45.3%提高到64.7%，並預計提高到65.9。單純依靠物質資本的投資作為供給方面的經濟增長源泉，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2。傳統“三駕馬車”增長動力放緩 　　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總需求由消費需求、資本形成需求、淨出口三大部分構成，資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稱為投資需求。2012年以來，傳統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勢。數據顯示，2012-2014年，投資增速回落4.9個百分點，消費增速回落2.4個百分點。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負拉動更是延續了幾年。2009年負拉動4.1個百分點，2010年負拉動1.4個百分點，2011年負拉動0.8個百分點，2013年負拉動0.2個百分點，2014年小幅拉動0.1個百分點。現實需求 “疲弱”掩蓋著巨大的潛在需求無法實現的現實，實際上反映的是經濟供需結構不匹配的深層次矛盾，其背後的實質是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和經濟結構調整滯後的問題。 　　首先，從影響消費需求增長的因素看，除了收入分配、消費模式等因素影響個人消費需求增長之外，在中國總供給結構中，長期以來依靠政府提供的各類公共產品一直處於短缺狀態。同時，消費市場環境有待改善，社會保障等制度類公共產品與服務有效供給明顯不足。此外，目前，中國缺乏一套合理的資源稅體系和國有企業紅利分配制度，諸如石油、天然氣、煤炭等資源收益和國有企業利潤可以由企業支配，導致企業未分配利潤越積越多等等，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約了可持續消費的增長。 　　其次，從影響淨出口需求增長的因素看，近幾年，發達國家欲借“再工業化”重奪國際貿易競爭主導權，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國際製造業轉移的新陣地，對中國出口形成“前堵後追”之勢， 淨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此外，TPP+TTIP+PSA正在改變全球貿易格局和秩序。 　　當前，國際產業競爭與合作的態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美歐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議(TTIP)和服務貿易協定(TISA)重構全球貿易規則，除傳統貿易救濟之外，貿易保護主義以國家援助、政府採購等形式隱蔽出現，對中國出口形成新挑戰。目前，TPP已經達成協議，勢必對中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最後，從影響資本形成需求增長因素看，受制於供給端因素約束，消費需求與出口需求疲弱，直接引致資本形成需求疲弱，特別是引致對市場極為敏感的民間投資增速出現顯著下降。進一步分析，投資品的有效供給能力不足也是投資需求疲弱的重要原因。 　　目前中國機械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僅為發達國家的一半左右，成套設備、精密機床、高檔發電機等高端產品50%以上都需要進口，國內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60%以上都是外資企業生產的，許多關鍵設備、核心技術都掌握在外資手中。一些中間產品、重要原材料國內也沒有形成有效供給能力，固定資產更新改造需求由於缺少相應的技術設備和原材料難以滿足，資本形成需求面臨著供給方面的硬性制約。而低技術水平基礎上形成的投資只會造成更為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因此，中國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通過創新來提升國家競爭力，擺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國經濟從原來的“舊常態”向“新常態”過渡轉型，著眼於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的“雙中高”目標，推動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新供給”發力，重塑中國經濟增長紅利 　　文章認為，在傳統要素紅利和“三駕馬車”動力減弱的新常態下，我們需要從供給側尋找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源和動力轉換問題。事實上，中國新舊供給結構仍處於失衡狀態，新供給不足，老供給過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一切知識、勞動、資本、資源，創新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讓改革的成果更多的惠及全體人民，其發展的新思路就是要從供給側挖掘增長和改革潛力。 　　一方面，提升資本總存量/人均資本存量存在較大空間。從資本總存量、人均資本存量維度來看，中國仍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資本積累仍有空間，仍需要通過投資提升資本存量。 　　當前，中國技術創新的“追趕窗口”正趨收斂。全球各國展開戰略創新競賽。金融危機之後，主要經濟體圍繞新一代互聯網 、生物技術、新能源 、高端製造等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展開了新一輪增長競賽，紛紛推出各自的創新增長戰略。全球製造業升級而不是回歸。不論歐美發達經濟體還是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全球製造業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層級邁進。特別是隨著全球智能網絡將繼續快速發展，超級計算、虛擬現實、網絡製造、網絡增值服務等產業快速興起，中國戰略新興產業也出現了類似於傳統產業那樣的技術差距和技術鴻溝。為此，需要推動中國製造業開展廣泛的、持續的技術升級改造投資。同時，大幅提升製造業的研發投資強度，改變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必須通過改變投資領域、方式和主體，將之引導到有利於人力資本積累的動態調整路徑上去，以人為本的設計總體政策框架。在資源布局上，必須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建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惡性循環”。注重發展有利於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目標導向上，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就業持續擴大的過程，把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變成對就業拉動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 　　一是通過教育深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和延伸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勢 。改變忽視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專科教育，偏重高學歷教育的失衡現狀，進行大規模的農民工培訓和素質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以適合未來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即經濟增長與就業匹配之外，還要實現勞動力升級與轉型匹配。二是通過健全良好的人力資本投資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根據市場經濟運作中的“投資主體與收益主體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規則”，構建人力資本投資與回報的合理機制。三是通過社會、養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創造新的儲蓄源泉，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擴大人口老齡化時期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 　　培育中國 “新經濟”及其政策著力點 　　文章指出，“十三五”時期正處於關鍵歷史機遇期，也是動力切換、結構轉變與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重要時間節點，必須下大力氣挖掘培育一批“新經濟”的動力群，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中國全要素生產率。 　　(一)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及其政策著力點 　　支撐中國實施新一輪全面對外開放大戰略，構建開放型經經濟新體制，在角色定位上，必須樹立“大開放觀”，實現從被動向主動轉變，從外圍向中心轉變，從參與者向引領者轉變，從大國向強國轉變的“四個轉變”，全面構築中國全球競爭新優勢。 　　1、以構築全球自由貿易網絡為重點的自貿區戰略 　　面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規則優勢”，中國必須加快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步伐，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領域，適當提高自由化標準，倒逼中國的市場壁壘，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開放競爭帶動經濟結構升級。 　　第一，中國應以開放的心態和迎接機遇的眼光看待TPP發展。加快推進中日韓FTA、“10+3”和“10+6”，以及RCEP框架的建成，確保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的穩步推進，加強同美國、歐盟、日本 、韓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雙邊經濟合作。 　　第二，以高標準為目標倒逼國內經濟改革，完善要素市場體系，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環保能源資源標準，保護勞動權益和知識產權，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國內消費能力、打破國企壟斷，開放市場競爭。加快全球更高的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的標準在上海等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甚至可以待國內自貿區成熟後，在適當的時機加入TPP. 　　第三，圍繞TPP和RCEP形成一個“傘形協定”。可在關稅減讓、服務業開放、知識產權規則等方面設定介於TPP和RCEP之間的中間標準水平，進而在此基礎上形成亞太自貿區(FTAPP). 　　最後，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自貿區網絡，逐步形成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推進亞歐經濟一體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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