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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永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大雜燴

http://www.CRNTT.com   2016-06-13 07:54:39

中評社北京6月13日電／吳敬璉教授最近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法，學界的理解有很大差異，在實際的貫徹中也很混亂。所以需要對中央的這個提法進行討論，各抒己見，真正形成共識。只有這樣，步調才能上下一致，中央的方針才能貫徹下去。 　　《財經》雜誌發表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文章表示，完全贊成吳教授的這種看法。令人擔心的是：經濟學界和媒體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混亂解讀，可能既會影響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三五”規劃改革藍圖的全面落實，又會延誤運用必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克服通縮、穩定經濟增長的戰機。 　　總供給與總需求 　　文章介紹，宏觀經濟學是從需求和供給、長期和短期的不同角度出發分析經濟增長問題的。現實的GDP增長路徑，從理論上可以分解為兩個構成部分：長期經濟增長趨勢和沿趨勢線的波動。決定經濟長期增長趨勢即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因素是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假設經濟增長不受需求約束，生產函數Q=F(K、L、t)（K為物質資本存量，L為勞動力投入量，t為技術水平）代表的就是經濟的供給方。凱恩斯之前的古典經濟學認為，總供給會自動創造總需求，因而不存在需求管理問題。 　　作為上世紀30年代大危機產物的凱恩斯主義則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場經濟的常態。總需求按定義包括四個主要構成部分：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和淨出(出口X-進口M)。Q=C+I+G+(X-M)代表的就是經濟的需求方。因此，當現實經濟增長速度低於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出現產能過剩（或生產過剩）的時候，國家必須干預經濟，通過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同古典經濟學不同，凱恩斯假設經濟增長不受供給約束，現實的經濟增長速度取決於總需求的增長速度。換言之，只要有需求就有供給。 　　當然，在現實中，總需求可能大於或小於總供給。現實的經濟增長受到短邊約束。當總供給大於總需求的時候，現實經濟增長速度低於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出現失業和通縮。反之，則反。新（老）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邏輯上都是自洽的，但兩者各有特定的適用範圍。 　　經濟學家在討論中國經濟應該是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是內需驅動還是外需驅動時所暗含的假定是：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大於現實經濟增長速度、供給大於需求。需求的增加和結構的變化，只是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得以實現以及未來供給發生變化的必要條件。他們不會愚蠢到相信僅僅靠增加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就能實現經濟增長。總之，對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全盤肯定。一切都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首先確定討論的前提條件。 　　中國面臨的雙重挑戰 　　文章分析，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速下降呢？首先，中國的潛在增長速度在下降，從過去30年的10%降到了增速較低的“新常態”。但是，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是個“慢變量”而不是常數。目前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還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其次，中國的現實經濟增長速度低於已經降低了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不能排除現實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滑的可能性。總之。一方面是長期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另一方面是短期經濟增長速度也在下降。兩者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中國自2010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的逐步下降。 　　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到底是多少？學界看法不同，一般認為“新常態”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在7%左右，但現在已經不再如此肯定。如果認為中國現實經濟增速低於潛在經濟增速，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存在兩種可能性：對長期潛在增速存在低估或對現實經濟增速的統計存在高估。 　　囿於數據的不可靠性和問題的專業性，我們只能更多依靠直覺和經驗判斷中國目前的實際經濟增長速度是否低於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間接依據有二：物價指數和失業。中國有三個重要物價指數：CPI、PPI和GDP平減指數。目前的事實是：PPI連續51個月負增長，2015年GDP平減指數為負（2016年一季度微正），核心CPI長期處於1%左右的低水平。從物價指數的角度來看，很難因CPI微正而否認中國的現實經濟增長速度低於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這一判斷。事實上，許多國家在經濟衰退期間都存在PPI為負和CPI微正的狀況。美國自2008年歷經次貸危機、經濟衰退，但直至目前，其CPI依然為正。 　　中國的城鎮失業統計缺陷嚴重，再加上人口和就業結構的變化，不一定能說明問題。作為失業指標的替代，可以觀察中國的產能利用狀況。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15年11月底的調查顯示，中國企業總體平均設備利用率為67.8%，其中製造業企業的平均設備利用率為66.6%，比2014年的設備利用率下降了4.4個百分點。 　　與此相對照，美國的平均設備利用率是80%，日本則是83%－86%。此外，根據以往經驗，中國進口的持續大幅度減少也可以作為國內需求不足的重要佐證。 　　權威人士最近指出：中國經濟運行“是L型的走勢”，“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人們會問兩個問題：第一， L型的橫畫是指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還是低於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某種平衡狀態？第二，中國經濟現在是運行在L型的竪畫上還是橫畫上？如果L的橫畫是指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且中國經濟已經到達L型的橫畫，中國就沒有必要採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而應該集中力量進行結構性改革；如果L的橫畫是指低於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某種平衡狀態，中國就必須採取有力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防止經濟陷入或打破這種低於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平衡狀態。權威人士沒有明確回答上述兩個問題，他（她）的談話還是給經濟學界留下了一些懸念和辯論空間。 　　判斷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否低於潛在經濟增長速度至關重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意味著中國目前面臨雙重挑戰：一是遏制潛在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降；二是使現實經濟增速盡可能接近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前者主要涉及公式Q=F(K、L、t)；後者主要涉及公式Q=C+I+G+(X-M)。從前一個公式看，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過於依賴要素投入（資本和勞力）。為了提高潛在經濟增速（當然，還要保證這種增長是綠色的、包容性的等等），除了增加資本和勞動投入，中國還必須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包括提高勞動生產率增速、降低資本-產出率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而要實現上述目標，一項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就是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各項改革（或“結構性改革”）目標。 　　從後一個公式看，就總量而言，目前中國經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就結構而言，中國經濟增長過於依賴投資——主要是房地產投資，一度還有出口。解決需求方的這兩個問題的手段，則是宏觀需求管理。 　　權衡結構改革和宏觀需求管理 　　文章稱，中國面對的經濟問題錯綜複雜。這些問題包括增長方式問題、經濟發展問題、產業政策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就業問題、物價問題、國際收支平衡問題、需求結構問題、財政和貨幣政策問題、公司治理問題、金融監管問題、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問題、人口問題、社保問題、產業組織問題、區域經濟問題等等。在討論短期或長期經濟增長問題時，為了方便，經濟學家則往往把相關問題分為兩大類：結構改革（structural reform）和宏觀需求管理（或調控）。凡無法用宏觀經濟政策解決的（增長）問題就稱之為結構問題。而為解決結構問題進行的改革則稱之為結構改革。 　　在西方國家，結構改革的內容包括深化資本市場、發展更為富有競爭性和靈活性的產品和勞動市場、培養熟練工人隊伍、增加研發和新技術投資、降低准入門檻、簡化審批制度、鼓勵企業家精神等等。其最終目的是通過提高生產效率，提高潛在經濟增長速度。西方國家所說的結構改革的內涵同我們所理解的結構改革是一致的，但中國式結構改革包含更多體制改革內容。 　　在使用結構性改革這一概念的同時，經濟學家和國際經濟組織也常使用結構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的概念。結構調整和結構改革兩者在國際上是經常混用的，但前者的含義略寬廣些，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改革計劃（SAP）開出了發展中國家獲得貸款的條件。其具體內容包括貿易自由化、資本項目自由化、競爭政策、私有化、放鬆管制和宏觀經濟政策體系的方向性調整（如要求受援國提高利息率、減少財政赤字和匯率浮動等）。在中國，結構調整概念往往還包含經濟中某些比例關係的變化，如第三產業、投資和消費在GDP中比例的調整等。中國現在所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似乎不僅指國際上所理解的結構改革和結構調整（兩者基本上是同義詞），而且也包括中國意義上的（經濟）結構調整。 　　與主要著眼於未來、內容繁複、手段多樣的結構改革不同，宏觀需求管理的目的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影響需求總量，使現實經濟增速同潛在經濟增速保持一致，實現充分就業和產能的充分利用（“保增長”）。宏觀需求管理的目標比較單一，手段也比較規範。在中國的特定條件下，為了使產能得到充分利用，且有利於未來經濟的可持續、較高速增長，宏觀經濟管理在增加總需求的同時，還要改善需求結構。例如，中國的投資增速長期高於GDP增速，投資率高達46%，為了提高資本效率，中國宏觀經濟管理也要考慮適度降低投資增速，使投資率下降到一個更為合理的水平。 　　總之，結構改革和宏觀需求管理要解決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前者見效慢但效果持久，主要解決長期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可持續增長）下降問題；後者見效快但效果一般短暫，主要解決當期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產能過剩問題。“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藥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於結構性改革”，此言不差。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需求管理從來就不是解決中長期問題的藥方。 　　還需指出的是：結構改革和宏觀需求管理相輔相成，並不相互排斥。例如，為了增加消費需求，除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手段如減稅，還需完善社保體系，後者正是結構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反之，在全面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市場化改革的決議的同時，並不妨礙必要時執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防止經濟硬著陸。 　　結構改革和宏觀需求管理在理論上無矛盾。但在實踐中，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可能存在一個短期和長期之間的利弊取舍問題。如何取舍則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例如，我們希望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例，但消費增長速度過於緩慢，我們可能就不得不提高投資增長速度。中國的投資率本來就已經過高，進一步提高投資增長速度可能會導致投資效率的進一步下降。但為了保住增長底線，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不得不進一步增加投資。儘管不利於短期經濟增長，為了治理污染，我們可能不得不關閉一些企業。經濟學家有責任說明相關抉擇的利弊。至於如何取舍，在相當大程度上是政治問題，經濟學家無法也不應置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本清源 　　文章指出，應該看到，結構問題一般是長期問題，結構改革的效果一般要通過較長時間才能表現出來，其影響的存續時間也較長。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進展始終不盡如人意——這也並非中國的獨有現象。針對這種情況，本屆政府強調結構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完全正確的。結構改革會更多地影響到公式Q=F(K、L、t)所表達的供給面，並最終體現為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決策者把結構改革和供給面更多地聯繫起來也是自然的。 　　既然中國的經濟增長問題可以在結構改革和宏觀經濟管理的框架內討論，為什麼又要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新口號？我研究宏觀經濟學40年有餘，從來沒見過“供給側”這個詞，開始覺得不太順耳。後來才知道“供給側”一詞源於日文，是日本人把“supply side”翻譯成“供給側”的。 　　在結構改革之前加上“供給側”這個定語，應避免導致對結構改革內涵的理解發生偏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意味著“供給側”才有“結構改革”，“需求側”不存在“結構改革”，或只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是重要的。例如，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可以算是“結構改革”的一項核心內容。創新能力的提高離不開投資。為鼓勵和支持創新投資所進行的公司體制和融資體制改革，很難被簡單歸入哪一“側”。 　　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去庫存－去房地產庫存、去產能、去杠杆、降成本和補短板），按我的理解，應該並非是指這些任務本身就是結構改革，而是說為了完成這些任務，必須進行結構改革。同時，也不一定非要把為完成這“五大任務”而進行的結構改革統統歸入“供給側”。例如，“去庫存”不外乎是想辦法讓人把已經蓋好的房子買走，除非你以把蓋好的房子拆掉的方式“去庫存”， “去庫存”就主要是需求面問題。“去庫存”不僅離不開結構改革，而且也離不開宏觀需求管理。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有全面的理解。第一，結構改革主要解決長期問題，但不意味著可以忽視短期問題。第二，“供給側”非常重要，但不意味著“需求側”不重要。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特別是在執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時，應該防止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對企業進行不當干預。 　　例如，“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杆、降成本和補短板”本應該是在政府創造一定的宏觀經濟、制度和政策條件後，由企業和金融機構根據市場供求自行完成的。而“結構改革”需要政府通過法律、法令和行政手段自上而下貫徹執行。只有避免機械地理解“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杆、降成本和補短板”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係，才能防止各級政府為了完成層層分解下來的任務，越俎代庖，用行政命令手段解決本應由市場和企業根據具體情況自行解決的問題。 　　“過剩”根源之爭 　　文章表示，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當前中國產能過剩的原因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給不足：一方面生產出大量無效的產能，另一方面企業卻又沒有能力滿足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這裡所說的其實是我們已經說了幾十年的“適銷不對路”問題。到日本“爆買”之類的現象是微觀或營銷問題、是個案，不能用於回答總量問題。把產能過剩歸之於“適銷不對路”，是用微觀現象解釋宏觀問題。 　　確實，不少企業和行業的產能過剩確實是決策錯誤的結果。例如，中國政府和企業對技術替代問題的錯誤判斷，導致中國顯像管電視生產線全部報廢。大量這類錯誤決策造成了資源的巨大浪費，並在宏觀上最終體現為中國的生產效率和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但過去對顯像管電視生產的錯誤決策，並不會影響現在對液晶顯示屏電視的需求。如果現在國內無法提供液晶顯示屏電視，消費者就會轉向進口。 　　從國際貿易角度看，如果中國的問題是有效供給不足，進口就會大量增加。而現實情況是，中國的進口已經連續多年大幅度下降。從總量來說，如果中國的問題是供給不足，那麼就應該出現通脹，但中國的現實是通縮。商務部近日就正確地指出，“全球需求萎縮和經濟下行是目前鋼鐵和其他一些行業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 　　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中經常發生的現象。即便所有產品都適銷對路、不存在“結構性錯配”，在市場經濟中，周期性地出現產能過剩也是不可避免的。日本產品如此受國人青睞，它不依然也要在20多年裡飽嘗產能過剩之苦嗎？中國鋼鐵行業產能過剩最為突出。但工信部告訴我們，全世界的鋼鐵都普遍存在著過剩。中國2015年粗鋼的產能利用率為67%。同年全球鋼鐵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均值為69.7%。可見，在市場經濟完善的國家，產能過剩的情況也比中國好不了多少。 　　如果用有效供給不足來解釋產能過剩，我們所能推出的政策結論只能是，加速結構改革，以便讓企業以後生產出適銷對路的產品。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對於現有過剩產能怎麼辦呢？邏輯的結論是：讓它們自生自滅，或通過政府幫助把它們消滅掉。但這豈不又回到了前凱恩斯的危機處理方法上了嗎？ 　　如何提振經濟增長？ 　　文章稱，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多次經歷由投資過熱到產能過剩的周期性波動。中國目前的產能過剩的最重要直接原因之一是政府對房地產投資的調控。2005年之後，政府多次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除了在基礎設施的方面進行大規模投資外，中國政府改變以前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鼓勵房地產投資。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導致房價和房地產投資的飈升。 　　房地產投資增長速度由2009年初的零，飈升到2010年初的近40%。面對急劇飈升的房價，2010年4月國務院推出號稱史上最嚴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房地產投資增長速度開始逐步下降，但依然維持了20%左右的增長速度。時至2013年，中國已有739座五星級飯店，500多座在建；400多座摩天大樓，300多座在建；居民住宅的建設規模也數量驚人。2013年國務院頒布抑制房地產熱的“新國五條”，房地產投資增長速度進一步下降。隨著房地產待售面積的急劇增加，時至2015年底，房地產投資增長速度降到1%。 　　2003年8月，國務院出台 “18號文件”(《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首次提到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地產業的發展極大帶動了上游產業的發展。2010年以後隨著房地產投資增長的下跌，鋼鐵、煤炭、化工等領域出現嚴重產能過剩。2015年房地產投資在GDP中的比例高達14.2%，加上與房地產相關產業，房地產投資增速下降對經濟增長速度的下行壓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中國政府採取各種措施以抑制房地產泡沫和房地產投資熱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由於外需疲軟、消費需求增速的提高還難以抵消房地產投資增速持續下降對總需求增速的下行壓力。自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跌。 　　面對嚴重產能過剩，如何提振經濟增長？一種做法是：“關、停、並、轉”，用減少產能的辦法來消滅過剩產能。通過淘汰僵屍企業，減少產量，PPI就有可能回升、企業生產效率將會得到提高。另一種做法是通過擴張性的財政、適度的貨幣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辦法來消滅過剩產能。 　　前一種做法可以增加企業的競爭壓力，優勝劣汰，提高相應行業的生產率。但如果沒有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出現，這種做法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不僅如此，僵屍企業的形成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很難定義什麼是僵屍企業。一些現在的明星企業曾長期虧損，但它們的最後成功就在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後一種做法可以使經濟在較短時間內恢復增長，可以為結構改革爭取喘息時間，但不會自動導致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即便經濟增長恢復，除非需求結構得到改善，也未必能保證未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前一種政策可以歸類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上是前凱恩斯主義的解決辦法。後一種則可以歸類為“宏觀需求管理”，基本上是凱恩斯主義的解決辦法。當然，也可以把兩者相結合，走中間路線。 　　根據中國目前的情況，有必要進一步強調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性。現實經濟增速低於潛在經濟增速本身就是對資源的巨大浪費。更重要的是，由於經濟處於通縮狀態，通過“關、停、並、轉”，“去產能”不一定能夠穩定物價。即便物價穩定了，如果沒有新的增長引擎，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會回升。 　　相反，在“產能過剩——通縮”和“債務——通縮”兩種惡性循環的作用下，經濟增長可能會持續下降，而無法穩定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關於上述兩種惡性循環我已在其他場合做過詳細討論，這裡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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