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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雲：沒有土地，就沒有靈魂

http://www.CRNTT.com   2009-02-04 09:46:35

熊培雲：在歐洲旅行，你會發現許多古老的建築都留了下來，中世紀的小城也留了下來，保持著自己原始的風貌。但在中國有生命的東西太少了。人們習慣對小事斤斤計較，却對有生命的東西漫不經心。　 　　從農村走出來的人，對兩個分治的世界都是瞭解的。從你交的各種已知和未知的稅款，到你給家裏寄的錢，就知道從農村出來的孩子對這個國家擔負很多事情。我個人認爲中國近些年來沒有發生大的動蕩，是和從農村走出來的人不斷救濟自己貧困的家庭分不開的。當家裏有困難時，這些人必須毫不遲疑地擔當起一個小政府或者臨時政府的角色。也正是基于這種家族救濟文化，你很難相信中國有什麽真正的階級鬥爭。　 　　王小楊：你如何看待大學生村官現象？　 　　熊培雲：就個人而言，只是一種擇業。對中國而言，大學生當村官比研究生搶著去賣猪肉有前途。　 　　王小楊：如果沒有所謂的宣傳炒作因素在內，我想，賣猪肉的研究生確實是一種社會亂象。但據一些媒體報道，大學生村官似乎整體上幷沒有取得多大成效。　 　　　　國家應退回到自己的位置　 　　【所謂土地國家所有，實則是土地權力所有。在權力高高在上的今天，土地國有在某種程度上說無异于讓全體公民變成國家（或者權力）的寄居者。權力屋檐下，豈能不低頭。改革的目的，無非是要在政治上還權，經濟上還利。如果國家能够退回自己的位置，充分讓權利于民，在契約自由的旗幟下，社會會充分自治，有矛盾也是社會矛盾，而不是社會與國家的矛盾，而且會在不斷地交換中趨于合理，使土地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價值。】　 　　王小楊：您說過，將土地還給農民，讓私有産權抵擋權力的入侵，或者提高農民的議價權。實際上，實行“土地流轉”，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將土地還給農民”，也是一場農村市場化改革。土地作爲一種最基本的生産要素，現在用于流轉，儘管是政策明確强調在農民的自主自願條件下進行，但隨著土地的流轉，這會不會出現所謂的新的“地主”或“雇農”，以及所謂的“失地現象”，或者說會不會形成新的社會矛盾？　 　　熊培雲：這需要一個政治觀念的轉換，以前是國家做地主，將來是不是可以讓社會做地主?這個問題不難回答。爲什麽上世紀中國革命農民群起響應，正是因爲農民認爲參加革命會獲得自己的土地，大家都可以當“地主”。遺憾的是，在五十年代土地權變戲法式地被國家沒收，革命成果轉瞬即逝。　 　　國家做“地主”的效果如何，相信大家都已經心知肚明。所謂土地國家所有，實則是土地權力所有。在權力高高在上的今天，土地國有在某種程度上說無异于讓全體公民變成國家（或者權力）的寄居者。權力屋檐下，豈能不低頭。改革的目的，無非是要政治上還權，經濟上還利。如果國家能够退回自己的位置，充分讓權利于民，在契約自由的旗幟下，社會會充分自治，有矛盾也是社會矛盾，而不是社會與國家的矛盾，而且會在不斷地交換中趨于合理，使土地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價值。　 　　事實上，如果農民有很好的社會保障這一道底綫，出現新“地主”與新“雇農”也不是什麽可怕的事情。爲什麽人們在工廠裏可以當雇工，不可以在農場當雇農？而且，只要社會崇尚自由，社會管道四通八達，“雇農”同樣有機會成爲富有者。農民給國家做“雇農”，永遠是“雇農”，而如果允許農民當地主，淪爲“雇農”的人還是有可能重新當上地主的。一個開放的社會，無所謂“永世不得翻身”。　 　　上世紀五十年代，著名農學家董時進之所以上書毛澤東，反對土地改革，主要是從自由契約之角度入手。董時進認爲造成農村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剝削”，而是政治混亂，法紀不存，是依靠政權和軍隊的貪官污吏肆意掠奪農民，即所謂的“政治剝削”。董時進的想法是國家應向地主收買土地分配給農民，顯然他幷不認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實，幷希望政府能以一種和平的、基于利益贖買的“經濟土改”（如臺灣隨後進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公允而論，地主幷沒有過去的教科書上描繪的那麽可怕，那裏充斥了階級鬥爭年代被政治化了的觀點與形象。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够多翻翻當時知識界的一些討論，就知道許多人對地主甚至抱有同情態度，因爲他們當中很多人也是世代積累，勤勞致富的。自古以來，中國懸而未破的最大的歷史疑案，顯然是官府屯權，而不是百姓屯地。　 　　王小楊：對于“社會將在契約自由的旗幟下充分自治”，我想這需要一個長期的培育過程，好比市場經濟一樣，其中的市場公平、誠信理念，或者信托責任觀念，這些都要長久的積累，而浸潜于每一個的心中，形成您所說“充分自治”或說“國家退回自己的位置”的前提。但目前中國社會似乎還未到達這一步。否則，過急于此，是不是會引起更多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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