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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道德水平一百年才能趕上歐洲？

http://www.CRNTT.com   2010-01-22 11:37:53

對中國抱同情態度的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長期生活在山東農村，對儒學也頗有研究，他根據自己的觀察寫了一本《中國人的德行》。和花之安一樣，史密斯也發現儒學道德觀與社會的實際道德水平之間的巨大差距。他寫道：“儒家學說具有極高的道德品性。筆者相信，在儒家學說下能造就許多品德高尚的人。這也正是人們對這一道德體系的企盼。可是，儒家學說如何使大部分人變得高尚起來呢？”他發現，中國人最大的道德缺陷是對人缺乏誠信和關懷，缺乏公共意識和法律意識。他寫道：“我們把那些熟讀‘四書五經’的人的所作所為，與那些經典的教誨對比後就會發現：這些教誨注重在道理上把社會帶向一個高標準的理想境界，在社會實際中並沒有看得到的作用。”     十九世紀在華的西方人都對當時中國人的不誠實印象深刻。史密斯引用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庫克的話說：“西方人最討厭被人稱為‘說謊者’，但如果你對中國人說同樣的話，他一點都不會氣惱，也不會感到受了傷害。他不會否認這是事實，只是這樣回答： ‘我可不敢對閣下說謊。’對一個中國人說‘你謊話連篇，現在就在說謊’，就像對英國人說，‘你這家夥，張口就是俏皮話，看你一腦子的稀奇古怪的念頭’。” 　　其實，我們中國人也並不都是缺乏反思的，否則不會出現“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這樣的話，也不會產生“偽道學”這樣的貶稱。到現代，更有一些先進的人們開始了反思。許壽裳先生在《回憶魯迅》一文中記述了1902年與魯迅先生在東京探討中國國民性的情景，說“當時我們覺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口號只管很好聽，標語和宣言只管很好看，書本上只管說得冠冕堂皇，天花亂墜，但按之實際，卻完全不是這回事”。 　　如果我們考察真實的歷史而不是想象中的歷史就可以發現，在儒學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年代里，人們的道德水平並不比現在高。明、清兩代的中後期，社會道德都一塌糊塗。我們不妨拿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     1910年到1911年，東北和華北曾流行肺鼠疫，死六萬人，哈爾濱傅家甸最為嚴重。1911年1月8日《盛京時報》有一則新聞，說十二名俄國人應邀到傅家甸一個輪船管帶家中作客，“入街處，見有華人屍身七具，圍觀之華人約四十名，又見溝內倒斃華人兩名，甚至見有賣瓜子華人一名，隨地倒斃。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奪其瓜子分食”，旁有一巡警站崗，問為何不管，該巡警說：“雖倒斃二三日，亦與我無幹。”當時乘車之俄國婦女嚇得“幾乎不省人事”。對他人缺乏關懷，缺乏愛，甚至對他人的生死漠然處之，可能是我們的一個痼疾，在道德滑坡的當今還可以見到，不過程度已經大不一樣。這一點，只要回想一下汶川大地震後的全國大救援就清楚了。同樣是災難，人們的態度已經不一樣，進步多了。人們說道德滑坡，主要是與計劃經濟的年代相比較，而幾乎沒有人將其與歷史作比較。將古代社會想象為君子之國是沒有根據的，把現在的道德滑坡說成是因為傳統儒學的被遺忘也是沒有根據的。如今有些高捧孔子的言論很容易令人想起清代無名腐儒在蜀道驛站牆壁上塗鴉的那句話：“天不生仲尼，則萬古常如夜。”這種過分的言論當時就引來了嘲諷，有人說，怪道孔子沒有出生以前的人都打著燈籠走路呢。 　　上面說的是對人缺乏愛心，再說誠信的缺乏。     我們“仁義禮智信”念了兩千年，喊了兩千年，效果如何？不妨再舉個例子。在對待陌生人的態度上，我們和那些社會道德比較好的國家的程序剛好相反。人家是首先相信你，交往中完全不設防，但一旦你騙了他，那他就永遠不會再相信你了。反映到制度上，他們建立了黑名單制度，你的不誠信污點將跟隨你一輩子，叫你得不償失。我國的程序剛好倒過來。我們與陌生人打交道，首先是不相信，小心翼翼，只有交往過一段時間，發現這人可信，才漸漸相信他，才有把握說，這人沒問題，我和他打交道不是一天兩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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