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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宏: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權組織構想 | |
http://www.CRNTT.com 2010-03-25 09:05:35 |
在哥本哈根,中國提出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規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實際上更多的是為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但毋庸諱言,中國確實已是世界排碳大國,所以,中國會前主動提出自己到2020年到2030年單位GDP在2005基礎上減排40%-45%的目標時,一再強調,這完全是“自主行為”,是本國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需要。中國這一“自主行為”,無疑應當受到各國政客、專家和民眾的歡迎和借鑒――減排二氧化碳,首先是優化各國自身的生產、生活、生態循環模式。 很清楚,中國已不把“經濟社會發展和消除貧困與應對氣候變化和減排”對立起來。當然,這個目標能否達到,技術和資金層面都還存在難以逾越的困難,而更需要政策目標的改變、改變增長方式、改變價值評估參量體系。比如,說服世界銀行和國際評級機構改變目前通行的GDP、GNP價值評級標準,說服世界各國政客和專家確立地球文明形態,如以生態文明取代工商文明。否則,哥本哈根的唯一成果:確保全球平均溫度的升幅不超過2攝氏度,只能是一紙空文。 筆者以為,離開地球生物、人類、生態,氣候問題就失去了意義,氣候問題只是碳排放的一個結果。所以,“人類參與其中的生態循環,才是碳排放問題的關鍵”,一個更準確的表達應當是“生態政治”。我想說的是,既然“人類參與其中的生態循環,才是碳排放問題的關鍵。”那麼,作為國際語言的政治基礎更真實的表達,應當更具體地表述為“生態政治”。 生態政治,作為國際語言行為基礎,落實到主權國家層面,可以用一句稍加修改的中國諺語來表達,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兼顧他人瓦上霜”;落實到各國主權公民層面,就是:“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克服和摒棄我們被近代唯利主義思維方式誘發的現代工商文明所寵壞的惰性和奢侈攀緣的蒙昧。為了讓世界各國公民都相信這樣一條“共生公式:樂活細小行為×我(每一個人)=改變世界的力量”,並且如此行動起來,我以一個中國公民的名義,鄭重提議:把“氣候政治”概念,及其相關國際框架的談判,納入到全新的“生態政治”的理念及其全新的國際框架之中,以促進世界社會各主權國家和主權公民切實地行動起來。 人類有沒有可能提出一種既能包容“氣候政治”中所含蘊的理念、範式、原則,又不回避小範圍的謀略博弈,同時,能夠重新承接《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1972)》理念及成果,顯然代表全人類全世界發展方向的價值觀或處世哲學?這種新的處世哲學,筆者冒昧地以為,就是上世紀以來人類出現的寬容的智慧、和解的智慧、變化的智慧,以至共生的智慧,即生態文明所要求的共生的思想、共生的理念、共生的哲學、共生的價值觀,並且,把這種全新的處世哲學可以這樣概括:全球視野、東方情懷、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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