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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複:我和李澤厚不否定革命歷史合理性

http://www.CRNTT.com   2011-09-17 09:32:15  


 
  財新《中國改革》:你認為自己在上世紀80年代“盡了一個思想者的責任”,但這也導致你後半生的漂泊。如果當時能預料到這種情況,還會如此活躍和“反叛”嗎?

  劉再複:如果沒有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一些被視為“異端”的理念,我可能就不會有漂泊的第二人生,這一因果是個事實。但是,對於人生,我只追求豐富,並不求功名與平穩。正因為這樣,我才特別喜歡喬伊斯所說的,“漂流是我的美學。”在此心態下,我可以明白地回答:即使當時能意料後半生的軌跡,80年代我還是會如此坦然。我還想補充一句話:思想者把思想自由視為最高價值,漂泊讓我贏得思想自由和表述自由,如果在上世紀80年代能預料到可以贏得這一幸運,那麼我的思想將更加活躍。

“告別革命”是與非

  財新《中國改革》:上世紀90年代你與李澤厚先生在海外談“告別革命”,引起一片嘩然,至今依然未被主流話語接受。請問你認為原因何在?

  劉再複:“告別革命”,說到底是告別暴力,即告別那種大規模的、群眾性的、以暴力流血推翻現政權的方式。這種告別,執政者本應當是歡迎的。但是,“執政黨”如果沒有從“革命黨”的思維框架里走出來,就會覺得“告別革命”理念否認革命(武裝鬥爭)的合理性。其實,我和李澤厚先生一再聲明,我們並不否定以往革命的道德正義性和歷史合理性,只是認為暴力革命並非歷史的必由之路,革命並非絕對聖物。改良、協商、妥協(不是沒有鬥爭)的方式可能更有益於減少歷史前行的代價。固守“革命黨”思維框架,自然就不能接受“告別革命”理念。

  從某些反對者的角度說,他們認定改良、妥協的辦法行不通,需要“重新洗牌”,所以,他們也反對“告別革命”。

  對立的雙方,在哲學上是一致的,都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維方式;雙方在思想脈絡上也是一致的,都是近代激進主義思潮的繼續。不能接受“告別革命”的原因還涉及中國的大、小文化傳統以及“除惡務盡”的國民性問題等等。說來話長,留待以後再講吧。

  財新《中國改革》:今天的中國社會狀況與你和李澤厚對談時相比,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告別革命”的觀點在今天是否仍適用?

  劉再複:《告別革命》對話與整理的時間是1992年至1994年。香港推出第一版的時間是1995年。到今天,中國已發生很大變化,特別是經濟飛速發展,中國已相當富強並將更加富強。然而,歷史總是悲劇性地前行,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倫理代價,還帶來社會變質和兩極分化。

  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闡發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見解,他認為,暴力革命往往不是發生在貧困即經濟匱乏時期,而是發生在經濟上升、社會繁榮而產生兩極分化的時期。更何況,中國人向來能忍受貧窮,但不能忍受“不均”,更容易產生怨憤和不滿,在這種歷史場合下,“告別革命”或“繼續革命”的選擇,帶有極大的現實意義。階級差別、階級矛盾將永遠存在,在矛盾衝突面前,只有階級調和(改良、妥協)與階級鬥爭(即暴力革命)兩種基本選擇,我們認為,前一種選擇比較好,代價比較小。但調和不是投降,不是沒有原則,不是沒有鬥爭。其實改良、調和更複雜、更麻煩。

  我和李澤厚先生只管“念佛”,不管“行佛”,只能回答你的理念問題,不能回答是否“適用”於當下實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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