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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華新:網絡輿論倒逼中國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1-10-08 09:36:31  


 
  第二,互聯網激發了政府的神經機能,提高了決策速度,使政府變得耳聰目明,身手敏捷。

  在突發事件應對中,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提出的“速報事實,慎報原因”法則,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概括的“黃金4小時”法則,公安部提出的“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強制措施”原則,雲南省委宣傳部提出的慎用群眾“不明真相”“別有用心”提法,社會學家單光鼐提出的黨政一把手到鬧事群眾中聽取意見、不要把警察推在“前邊”的建議,這些創新手法,都有利於澄清網絡謠言,化解民眾對峙情緒,以和諧而不是高壓來締造穩定。

  前不久,四川會理縣領導考察鄉村公路的照片,被天涯網網友發現做了PS處理。網民批評政府弄虛作假,紛紛PS炫技,把會理地方官PS到中外名山大川和各種新聞現場。會理迅速注册了微博賬戶,向網友道歉,說明是縣政府網站工作人員好心辦了錯事,並公布了全部照片。縣領導還以自嘲的心態,和網友們一起欣賞那些PS照片,最後又向網友“討饒”:感謝大家讓我們“免費環游世界”,現在我們已經回到了工作崗位,也請大家把目光轉向美麗的會理。這個“懸浮照”事件的政府危機處置,簡直是一次漂亮的“反向營銷”,真是小地方有大智慧!

  目前,圍繞突發事件的發生和網絡輿論的反彈,政府主政部門和新聞網絡管理部門還在“拉鋸戰”。一旦出了事,主政部門就怪新聞媒體和互聯網管理不力,是互聯網把地方搞亂了。特別是7.23動車事故以來,面對網上的眾聲喧嘩、群情激憤,可能有人會從另一個方向總結教訓,再次陷入對互聯網的恐慌不安。其實,動車事故,首先是鐵道部的救援不力和處置失當,傷害了民眾的感情,然後才輪到檢討媒體和微博是否“失控”的問題。很多負面事件,首先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危機,然後才是輿論危機。打壓媒體報道,封堵網絡輿論,並不能使政府工作的缺陷消失,而只會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互聯網特別是微博客,形成了對公權力的有效節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近日在協會官網上談到,“文革”中讀到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的一段話時十分驚訝:“一個黨,不允許有其他聲音,這樣下去表面上說現在代表著無產階級,但是當革命的熱情在這個官僚體制下被耗盡之後,腐敗、墮落、僵化是不可避免的。”宋曉梧呼籲:“如果改革的熱情耗盡了,很危險。”而微博上流傳的前蘇聯總理雷日科夫描繪改革啟動時1985年蘇聯官場特征:“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從上到下,從下到上。”

  33年前,中國改革以“文革”為反面教材,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劫後餘生的老一輩革命家,從國家民族也包括自身的沉浮中,開啟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今天的中國社會日益板結,利益格局固化並出現大規模“世襲”,改革推動乏力。在這個時刻,互聯網為激活中國社會變革,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深厚的道義資源。

  第三,互聯網教會政府如何面對“意見領袖”,發展“網上統一戰線”,習慣與社會“自組織”力量共處與合作。

  網絡“意見領袖”群體的崛起,讓公權力平添了一個從旁監督、說三道四的群體。對此,一些官員出現心理失衡,可以理解,但必須改變。在新的輿論環境和社會格局下,政府得學會在互聯網的雜音中執政,領導幹部得學會在網民眾目睽睽的“玻璃房”裡工作。

  中共十七大明確提出保障人民群眾的“四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意見領袖”有時能呼風喚雨,不是他們自己有什麼地位或特權,而是他們代表了相當數量擁躉的心聲。沒有民眾的意見,也無所謂“意見領袖”。因此,寬容和傾聽“意見領袖”,也是尊重民意,體察民情。當下社會轉型期,現實問題成堆,各種矛盾盤根錯節。在基層一些地方,社會矛盾有所激化,“意見領袖”致力於打撈“沉沒的聲音”,提請政府和全社會警醒。“意見領袖”的批評質疑聲,恰恰說明廣大民眾對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熱切期待和堅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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