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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家族：一言難盡的悲愴

http://www.CRNTT.com   2011-11-03 13:38:50

“書生”領袖榮與辱 　　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卻很難適應複雜多變的形勢，以致在右傾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形成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中國共產黨歷史》2011年校訂本 　　1921年，馬林到桂林拜訪了孫中山，與孫氏進行了3次長談，又赴國民黨根據地的廣州進行了一番考察。他產生了一個無比興奮的想法。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他熱情洋溢地描繪了孫氏及其追隨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同情，對俄國的向往，並判斷說：“共產國際應該和孫中山的國民黨建立密切的聯繫，而不是去全力幫助中國共產黨；至於力量微弱、又與工人運動毫無聯繫的中國共產黨，最好的出路也許就是加入國民黨。” 　　蘇俄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積極“輸出革命”，也有著實際的利益算盤：他們希望推翻親西方的北洋軍閥政府，幫助建立一個親蘇的鄰國，開辟一條遠東的通路，擺脫西方國家封鎖、遏制蘇俄的困境。 　　馬林初次提出中共加入國民黨問題，陳獨秀就抱著懷疑態度。1922年4月，當得知馬林前往莫斯科游說，他給負責遠東局的維經斯基寫了一封態度強硬的反對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國共兩黨力量懸殊的現實後，迅速接受了馬林的觀點。8月，帶著“尚方寶劍”的馬林匆匆趕回上海。在西湖邊上，他和中共負責人探討了國共合作問題。陳獨秀在內的許多與會者提出疑慮，但在共產國際的權威和組織紀律下，最終表示服從指示，即先由一部分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搞“黨內合作”。至於共產國際要求遷“都”廣州的指示，中共則沒有執行。 　　西湖會議後，陳獨秀正式向孫中山表明“黨內合作”的意向及改組國民黨的建議。8月，他和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等正式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他也前後接受了孫中山委任的“本部參議”、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委員長的職位，投身到幫助國民黨改組的工作中。 　　國共兩黨成員之間的猜忌和摩擦從一開始就存在。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以後，雙方已趨於水火不容，不僅上海兩黨黨員團員互毆不斷，廣東兩黨掌控的工會之間也是無日不鬥。到1923年，馬林自己也開始垂頭喪氣，莫斯科很快就派來一位“新馬林”——鮑羅廷，他帶著斯大林簽署的指令——“決不要迷戀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的”。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原來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的國民黨右派公開了分裂活動。8月，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出版了兩本小册子，抨擊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要求共國分家。25日，堅持“聯共”的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極端分子暗殺。11月，一批老資格的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西山召開非法的國民黨“中央全會”，會後通電廣州國民黨中央立即停止職權，要求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員、取消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黨籍等等。 　　到北伐戰爭前夜，一直以左派和中間派面目出現的蔣介石，就讓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陳獨秀感到手足無措了。 　　蔣介石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他先搞了一個政治事件作試探：1926年3月，他製造了“中山艦”事件，扣留了中山艦並逮捕中共黨員李之龍，隨即又以中共“陰謀暴動”為由宣布廣州戒嚴，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及住址，命令共產黨員退出黃埔軍校和第一軍。 　　“中山艦事件”發生時，陳獨秀不在廣州，此事由蘇聯顧問布勃諾夫出面處理。他依然主張對蔣介石退讓，要求中共“必須十分審慎行事”，“不要過早地使統一戰線破裂”。4月，陳獨秀致電共產國際，再提退出國民黨。莫斯科為次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贊同布勃諾夫的處理原則，否決了陳獨秀的意見。《真理報》同時發表了布哈林的文章，嚴厲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共產國際派出維經斯基趕回中國糾正陳獨秀的態度。 　　1926年四五月，鮑羅廷回到廣州。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他會見蔣介石，多次密談後達成三條“君子協定”：鮑氏答應蔣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活動，蔣介石將同意對國民黨右派採取相應措施，並隨即提出“整理黨務案”： 　　中共不能批評和懷疑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的執委會中不能超過1/3；跨黨者(即共產黨員)不得任黨中央機關的部長，國民黨員不得加入中共；中共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名單應交給國民黨；第三國際發給中共中央的指示或中共發給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的指示，須先經兩黨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通過後，陳獨秀再次主張中共黨員應該全部退出國民黨。莫斯科也專門開會討論此事，還是不贊同中共現在就退出國民黨，鑒於此，陳獨秀便對“整理黨務案”再一次採取退讓態度。 　　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步步後退之下，蔣介石羽翼漸豐。7月，他當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集黨軍大權於一身。 　　1926年6月5日，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北伐，蔣介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起初，陳獨秀是公開反對北伐的，他認為北伐僅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為”，甚至說北伐本身“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削人民之自由…連吊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書生意氣的議論一出，立即招致國民黨方面的猛烈批評。 　　其實，北伐不北伐的決定權，完全掌握在斯大林和蔣介石手里。鮑羅廷甚至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當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 　　隨著自己的政治主張屢次遭到共產國際的指責和訓斥，陳獨秀開始消極地接受經驗教訓。從北伐開始，他就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都採取了妥協退讓的政策：指示中共甘居“在野黨”的地位，不謀求對北伐的主動領導，並且明確反對中共幹部加入國民黨政府、參與北伐軍占領區的政治事務，也不贊成中共黨員加入黃埔軍校。 　　北伐開始後，蔣介石的權力迅速膨脹，這讓國民黨內的左派以及國民革命軍內一批實力派如李濟深、唐生智等感到不滿，他們搞起了“迎汪抑蔣”，希望請回汪精衛以牽制蔣介石。9月，蔣介石為此派人會見陳獨秀，希望中共能阻汪回國。 　　陳獨秀告訴蔣介石：我們贊同汪回國，但不是“迎汪反蔣”，而是實行“汪蔣合作”。他期望在蔣、汪、唐(生智)之間搞平衡，以維護國共統一的戰線。對此，中共中央還專門通告黨內，並專門指示廣東黨組織。 　　汪精衛回國前取道蘇聯，受到斯大林的接見。1927年4月初，汪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委、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主席團成員以及武漢國民政府常委。 　　4月3日，陳獨秀和周恩來一起去見汪精衛，隨後起草了《汪陳宣言》，鄭重宣布：共產黨絕不“主張打倒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國民黨也“絕無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呼籲兩黨“立即拋棄互相間的懷疑，不聽信謠言，互相尊重，事事協商，開誠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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