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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校友憶舊時學風

http://www.CRNTT.com   2012-08-12 09:31:26

鄧之誠諷刺胡適 　　王鐘翰在燕京大學的老師，鄧之誠、洪業、顧頡剛三人風格迥然不同，但關係很融洽。王鐘翰向鄧之誠請教學習的門徑時，鄧之誠告訴他，有兩部書要反覆讀，百讀不倦，一部是顧炎武的《日知錄》，一部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二書都經世致用、治學嚴謹。洪業曾留學美國，眼界開闊，治學善於中西對比，致力於建立歷史學科的規範，培養一批掌握現代史學方法的新型歷史學家。顧頡剛則被譽為“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其“疑古”精神對王鐘翰後來致力於清史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抗戰時期，王鐘翰有幸成為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的助手。 　　鄧之誠有《骨董瑣記》、《清詩紀事初編》等學術名著問世。王鐘翰回憶：“鄧先生是世家子弟，曾祖是曾任閩浙總督的鄧廷楨，曾經協助林則徐查禁鴉片。他年輕時很熱情地參加辛亥革命，到處宣傳革命。他沒有念過大學，但是國學底子深，記性很好，思想也活，作詩作詞寫文章。我認為他的文章是‘桐城派’，沒有過多的之乎者也，叙事簡練有起伏，很不錯。他作派比較舊式，在燕大的時候還有一個姨太太，以前本來是他的侍女，幫他生了兒子，成了姨太太。所以，那些外國老太太借這個理由去向司徒雷登告狀，說：‘這像話嗎？都是自由戀愛的時代了。燕京大學裡邊還有姨太太。’司徒雷登後來找到洪業先生。洪先生就說：‘哎，他是中國的士大夫，中國士大夫都有姨太太，宋朝明朝士大夫請吃飯，每一個人都有姨太太、藝妓陪酒。日本、韓國也是這樣。’他還告訴司徒雷登先生，鄧先生人品好、學問好，有個姨太太是私生活，不要去管。” 　　鄧之誠常常諷刺胡適、傅斯年，講課中間就問學生：“同學們，你們知不知道現在有兩個人，一個姓胡名適，一個姓傅名斯年。他們搞什麼學問？胡適就是胡說八道，傅斯年就是附會。” 　　洪業的風度 　　洪業在燕京大學教書是另一種風度。王鐘翰回憶：“洪先生不講課則已，一講課就會引人入勝。他上課說：‘你們睡覺吧！’但是一個人也睡不著。他聲音大，經常穿插小故事、小笑話，教室裡經常哄堂大笑。洪業先生是比較西式派頭，上課時西裝革履，叼著煙鬥，鄧先生則是舊式派頭。以前他們出身差不多，都是世家子弟。洪先生到美國留學，會拉丁文、英文、法文等好幾種語言。” 　　王鐘翰在燕京大學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是《辨紀曉嵐（昀）手稿簡明目錄》。1936年，中國營造學社印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認為那是清代大儒紀曉嵐的手跡。洪業看了之後感覺從字體及印文上看，並非紀曉嵐之作。王鐘翰看了也覺得不是紀曉嵐的筆跡。所以洪業讓他寫一篇文章“辨別”。王鐘翰按照洪業的思路，拿印行的《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紀氏審定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一對照，發現疑點竟然多達100多處。他將這些發現一一整理成文，洪業把文章推薦到《大公報》上發表。王鐘翰記得當時稿費是27元，算是很高。他很高興，就請同學吃一頓。後來，他把文章拿給鄧之誠，希望鄧先生說幾句好話。結果被潑了冷水，鄧先生說：“寫那麼長幹什麼，幾百字就完了嘛。找幾條夠硬的材料就完了，幹什麼寫兩三千字啊？”王鐘翰多年後悟出：“後來，我知道了原因，是因為寫法不一樣。因為洪先生不但是舊式的考據，同時吸取了英美、法國的方法。鄧先生還是舊式的方法。鄧先生在寫《清詩紀事初編》的時候，節衣縮食買了大量詩集，凡是清朝的詩文集他都收集，今天可能買了一部順治年間的，明天可能收集到一部乾隆年間的，精心篩選了幾百部最好版本的詩文，但是他寫文章很精煉，就是寫他最推崇的顧炎武，也不過是兩千字。” 　　抗戰勝利後，王鐘翰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赴哈佛大學留學。從哈佛大學回國後，王鐘翰致力於清史研究，1952年院系調整時調入中央民族大學，由清史研究轉入滿族史研究，1957年，第一本結集《清代雜考》出版，而後出版《清史新考》《清史續考》《清史餘考》，主編《中國民族史》，成為清史和民族史學界的一代名家。昔日燕京和哈佛的學友中，王世襄成為成就斐然的文史專家；周一良成為史學名家，“文革”參加“梁效”，有《畢竟是書生》問世；瞿同祖於1965年回國，被分配到湖南文史館，除政治學習外，無所事事，1978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員，有《中國封建社會》《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問世；楊聯留在美國，成為國際知名的漢學大師，培養的學生有餘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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