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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定對待經濟增速放緩

http://www.CRNTT.com   2013-05-21 08:46:37

再次，加大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速度問題的根本在於就業，在於投資方向的選擇。為什麼如此高的速度仍然存在就業壓力？問題在於資金主要集中到基礎設施和製造業、房地產和交通運輸，這些行業帶動的就業數量相對少，資本密集度高，勞動密集度小。如果同樣的投資規模到服務業，其增加的就業人數遠超製造業。降低速度的同時調整投資方向，就不會帶來就業壓力。目前，應提高服務業比重，大力發展金融、養老、休閑、旅遊、護理、家政、餐飲等服務業，並提供規範的職業指導和技術職稱。以金融為例，可以大量增加營業網點，增加就業人員。國際經驗表明，餐飲是就業人口比較多的行業，但中國以公款消費為主，餐飲不能社會化、成本化，阻礙了餐飲業的發展和就業。應取消公款消費科目，大力發展低成本、高就業的社會化飲食業。 　　最後，規範國有企業投資和行業行為，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對就業至關重要。但中國歷次宏觀調控經驗表明，每次都只調控中資、小微企業，很少調控外資和大中企業，在危機中得到救助和支持的往往是國有企業或大中企業，宏觀調控長期對國有企業、大中企業、外資企業有利，對小微企業不利。長期下去，可能出現民營產業國有化的趨勢，不利於就業發展，經濟體制會趨向僵化。 　　民營資本進入較早的領域，國有資本大量進入，占領資源，不僅導致資源緊張，也引發產能過剩。故要解決好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係。對國有企業要明確定位，對競爭性行業，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要實行同等准入、破產和發展政策。同時，要規範國有企業的投資行為，明確其主業方向。 　　(三)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其一，調整決策體制，加大問責，轉變職能。宏觀調控應區分決策、制定政策、執行和檢查，並實行問責。決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應三位一體。決策者幹政策制定者的事，政策制定者幹決策者的事，政策就缺乏可操作性，或操作無效，更難以問責。目前，要加強對政策執行的監督、檢查、處罰力度，建立政策制定和執行效果的問責機制。 　　一是國務院與政府各部門應明確分工。國務院只對重大事項和法律 、法規做決策，並明確要達到的目標，將宏觀調控的目標具體化。部門制定具體的政策加以貫徹和落實，政策的具體措施和設計要達到決策要求的目標。沒有達到決策要求和設計的目標，上級應對下級問責和處罰。二是實行有效的問責制。國務院各部門內，要區分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的評估、監督、檢查、處罰，這樣就可以層層問責，也可以讓社會參與監督和問責。一些長期問題就可以解決。目前的根本問題在於幾個方面沒有區分，所有決策和政策都是國務院去拍板，部門政策成為國務院的政策，部門的事就是國務院的事，宏觀調控制難以有效。三要切實轉變地方政府的職能。要使地方政府注意力不在經濟增長，而在如何為經濟增長服務，讓政府的注意力重在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重在把握投資項目的技術標準和質量、安全標準，重在市場准入門檻，重在公共利益的發展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設、完善。這需要加快理順財稅體制，使政府職能逐步公共化。政府成為利益人，地方政府的行為必然是扭曲的，也必然會出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利益和決策博弈。 　　 其二，理順相關政策。一是理順貿易政策。中國結構調整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貿的高速增長消化了產能過剩，這其中有市場原因，也有匯率政策和關稅政策問題。建議採取結構性出口退稅政策，取消或大幅降低對香港的出口退稅率。對過度競爭、產能過剩行業或需要限制、控制的產業，完全取消出口退稅；其他行業和產品則根據優先、鼓勵、允許發展的分類，確定不同退稅率。同時，採取結構性進口關稅政策。對國內價格倒掛產品、消費品取消進口關稅，增加進口，抑制物價上漲，取消先進、高新技術、設備和新能源、低碳技術、設備的進口關稅。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並盡快升值到均衡水平，以加大對外匯儲備的運用。 　　二是理順要素價格體系。加大資源和環境污染成本約束，開征資源稅和環境污染稅，大幅度提高資源價格，提高污染費用標準，推動企業技術創新和引進設備，抑制企業低成本投資和能力擴張，鼓勵企業進行創新，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讓企業自覺進行結構調整。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價格，增加農民收入，使農民具有消費能力和投資能力。 　　三是多用財政政策，少用貨幣政策。長期以來，貨幣政策使用頻繁，流動性嚴重過剩，2012年1.87元貨幣才創造1元GDP，資金效率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也遠低於發展中國家。因此，要謹慎使用貨幣政策，把貨幣供應量和信貸規模控制在名義GDP增長水平之下。要多用財政政策，繼續結構性減稅和物流業的稅制改革，降低稅負。同時，加大稅收政策對調節收入分配和房地產市場的作用，加大財政支出的社會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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