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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與中國城鎮化進程之比較

http://www.CRNTT.com   2013-11-20 14:28:37  


 
   一是曼德拉的理念,也是楊老說的曼德拉一直堅持包容性理念。曼德拉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一樣,需要解放,我的使命是解放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樣的理念極其重要。這使我們想起了林昭,林昭當年就是這樣說的,她提出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自由觀點”:“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樣不得自由”,“我反抗的目的,不是為了使自己取而代之成為新的壓迫者,而是為了給一切人以自由,這樣才能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才能夠走出革命者成為新的壓迫者,自己也成為新的形態不自由者的歷史怪圈”。林昭當年提的主張是針對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有一個理念“革命的目的是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也就是說把原來的壓迫者變成被壓迫者,地主打倒了還不行,原來的被壓迫者翻身了要成為壓迫者,農民翻身了要成為新的主人,所謂“新的主人”就是成為“新的壓迫者”。但實際上,農民也並沒有成為新的壓迫者,但理論上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所以我看曼德拉,就想到毛澤東,因為他們有可比性:都是搞武裝鬥爭,但搞下來的結果跟民主帶來的後果完全不一樣,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曼德拉堅持給一切自由的理念,也是林昭所追求的理念。

  今天的中國面臨這樣的問題,我們要推動改革,中國社會轉型的目標是什麼?是要重演毛澤東那“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嗎?還是像曼德拉、林昭說的那樣——解放一切,給一切以自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才可能談到曼德拉後來講的“和解、妥協”,這些理論基礎是這個東西。考慮未來中國變革,這是一個前提性問題。我非常贊成秦輝先生的意見,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和解與妥協、反暴力、非暴力。秦輝先生說這不僅是一個策略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這個問題有機會還應該展開討論一下,這樣一個和解的、妥協的和非暴力的哲學、各方面的意義,對未來中國發展非常重要。

  二是曼德拉身上理智和道義的統一。這兩個側面首先是堅持公正、道義。用秦輝的話說是“見壞就上”,維護社會的公正、道義,不惜犧牲一切甚至不惜牢底坐穿,這樣一種身體力行是使得曼德拉這樣的政治家、知識分子獲得民眾基本信任和支持的根本原因。另外是理智,按秦輝的話是“見好就收”,懂得和解、妥協、非暴力。而這樣一個把道義和理智集於一身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恰好是當下中國所欠缺的。我們暫時不說政治家,就說知識分子,我看到的是兩類知識分子:一類確實有社會擔當、維護公正、公平正義,但過於激進,調子過高,而且常常擺出道德制高點的架勢,這樣激進的知識分子常常給人以表演的感覺,所以很難得到一半人的同情和支持。另一類知識分子非常理智,處處講妥協,但理智過了度就變成犬儒主義。所以秦輝的話我非常欣賞,他說“見壞不上,見好不收”是一種普遍的人性特點,我們現在是“見壞不敢上”,到將來好了,“見好不敢收”。前者利於專制,後者卻容易導致以暴易暴。所以秦輝說“人往往不敢反抗那執著擁護的政治,而同時又不願意擁護那可以反對的政治。”也就是說這種該激進時保守,該保守時激進的毛病是一個政治畸形病。我覺得這些話都擊中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要害,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就是這樣。本來在整個社會激進時,知識分子應該保守一點;當整個社會保守時,應該激進一點,這是知識分子和一般人區別所在。可中國的知識分子恰恰相反,社會激進時,比誰都激進,社會保守時,比誰都保守。

  還有一個問題是需要特別警惕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我對秦輝所討論的“聖雄”“英雄”“梟雄”那一節很感興趣,很有意思,而且很有現實性。在中國很難出現“聖雄”,容易出現“梟雄”,特別是當下社會情緒亢奮時刻很容易出現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在我看來,網上呼風喚雨的一些人恐怕就是這樣的“梟雄”。(您說的就是大V。-現場沈原老師插話)。不全是大V。大V有各種各樣,但當中確實有一些呼風喚雨的亂世梟雄,這非常值得警惕。

  現在大家常談中國會不會發生革命。我贊成秦輝的觀點,革命不是一個理念問題,而是“情勢”,情勢發展到某種程度,很難說中國不會發生革命,不管你是否支持。對此我是反對的。如果有一天各種情勢出現時、發生革命時,主導革命的人是誰為問題的關鍵。秦輝提出主導的是甘地、曼德拉還是阿明,這決定著中國命運。也就是說,中國萬一發生革命或者發生騷亂、混亂時,來主導的是那些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還是有道義和理智的政治人物為中國問題所在,是中國的危險所在,也是我擔憂的問題所在。

  還有人民的問題,即使中國有了曼德拉式的人物,他們在社會保守時激進,在社會激進時保守,“見好就收”的立場能為中國老百姓所接受嗎?我很懷疑。秦輝說要阻止“復仇主義的災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及時的警告。現在中國老百姓湧動著一種怨憤情緒、一種戾氣,怨憤情緒、戾氣很容易走上復仇主義。所以魯迅當年說“中國老百姓的怨憤情緒實在是太大了,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了”,問題是怨憤情緒這把火燒向哪裡?魯迅當年提出“一定要在老百姓的怨憤情緒裡注入明白的理性與深沉的勇氣”。我覺得曼德拉是這樣的。前面說南非很容易發生激烈的衝突,但出現了曼德拉,曼德拉及時地在民眾的怨憤裡注入了“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氣”,使這個民族得以發展。這是當下中國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是否能夠在老百姓的怨憤中注入“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氣”,是否能夠出現越來越多的具有曼德拉傾向的知識分子甚至政治家,這可能是未來中國走向的一個關鍵。謝謝!

  劉蘇裡(主持人): 謝謝錢先生的精彩發言,雖然調了頻道,但大家很關心這個頻道,下面請王焱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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