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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台灣應思考趨吉避凶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8-06-23 00:34:18

為什麼特朗普上台後，對於中共的戰略定位和中美關係的看法，會出現如此顯著的變化？2018年1月30日，在特朗普發表的年度《國情咨文》中，找出了這樣的答案，那就是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已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引用大陸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Ken Lieberthal）的共同研究指出，這是因為中美雙方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所造成。 　　王緝思和李侃如把“戰略互疑”歸納為三個主要來源：一是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二是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認識不夠；三是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兩位學者認為，第一個來源強調的是中美之間結構性和深層次的因素，這些因素不大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因此建議中美雙方應解析和處理產生“戰略互疑”的上述第二個和第三個來源，如透過改善彼此對對方國家國內形勢的認識，以及更加有效開展雙邊和與其他國家的國際合作來建立“戰略互信”。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發表許多敵視中共的言論，這與他“反建制”的選戰策略有關，目的是以操弄民粹來爭取白人中下階層的支持。因此，特朗普抗拒全球化，認為美國並沒有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巴黎氣候協定”等多邊協議獲利；他也質疑傳統聯盟體系能夠發揮的作用，故主張以單邊主義和雙邊談判來達成“美國優先”的目標。 　　但特朗普的商人性格使他在就任後很快就改變了立場。例如，“川蔡通話”雖導致中共的疑慮，但他上任後經過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多次會晤，雙方反而建立了層次更高、協商議題更廣的溝通管道，即從戰略及經濟對話，擴至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路安全，以及社會和人文等四項領域。尤其針對敏感的軍事安全部分，兩國提出了建立“聯合參謀本部對話機制”的構想，以避免危機升高。但畢竟這只是曇花一現的美景，中美關係還是呈現嚴重的戰略互疑，而根本的問題就是美國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 　　首先，美國認為過去對中共採取的“圍堵”（containment）、“接觸”（engagement）、或“圍堵加接觸”（congagement）戰略，並未成功促進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換言之，中共並未接受美國眼中的普世價值，也沒有採用美國引以自傲的政經發展模式，就已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並且成為世界舞台的要角。 　　其次，中共雖強調不做霸權，但中國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就已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挑戰。例如，在安全領域方面，習近平雖強調“太平洋夠大，應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但美國仍擔心“一帶一路”建設將使中共走向海洋，進而挑戰美國傳統的海上強權地位。在經濟領域方面，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國製造業在市場的競爭力，已對美國的傳統優勢形成挑戰；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也將動搖美元享有的金融霸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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