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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作者後記》與“附帶言之”

http://www.CRNTT.com   2021-07-03 00:03:41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中評社北京7月3日電(作者 汪毅夫)魯迅詩有“無聊才讀書”句。以我個人的睡前閱讀經驗,最是無聊、最具催眠效果者,莫過於讀自已寫的書:翻擷未了,昏昏欲睡矣。有鑒於此,近讀拙著,專讀書末的《作者後記》,這才發現當年的寫作習慣:寫完書稿就好好地說自己幾句。譬如,《台灣近代文學叢稿》(1990年)之《作者後記》談自己的治學與經驗:“ 當我將本書書稿交給海峽文藝出版社時,我忽然感到激動,像小孩子過節一樣激動。我是1987年11月從福建師大中文系調到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在母校,我攻讀的研究生專業和擔任的教學課程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到了文學研究所,領導建議我兼事台灣文學的研究。經過幾個月的摸索,我於1988年3月選取‘台灣近代文學研究’為近一、二年內的主要科研課題。我注意到,大陸學者對台灣文學的研究多集中於台灣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方面,成果也以作家作品的評論居多。我想,我應該在台灣近代文學的研究、在文學史實的考據方面做一點工作”;又如,《台灣社會與文化》(1994)之《作者後記》講個人的經歷和操守:“寫完本書,感慨良多!我在16歲時(1966年)失學,其後,務農、打工,1978年重得就學時已經28歲,畢業後擔任了五年大學教師,接著從事研究工作。我覺得農民的吃苦、工人的耐勞、學生的謙遜、教師的淡泊,乃是一名學者應有的品質。我以此自勉,不敢稍忘”;又如,《閩台地方史論稿》(2011)記自身的心境和處境:“本書寫作過程中,我遭遇到一些困難。首先是生活和學習方面的孤獨和無助。初到北京的一年又八個月裡,我單身寄寓於機關近旁的旅舍裡。查當時日記,有些片段承載著孤獨感。如,‘周日。今天在機關看了一天書,午飯是兩塊燒餅,終日不得與人通一語。從機關後門返回旅舍,西老胡同的一只小狗衝著我叫汪汪,記得幼時夥伴也曾喊我汪汪,那麼小狗應該是同我打招呼了,感到一絲暖意’;又如,‘下班後到晚飯前的一個小時,當然只有一個消遣的去處,到景山公園散步去也,天冷風大,游人稀少,我沿著墻根走了八遭,總共只看到五個人,其中還有兩個是抱在一起的。偌大的公園,空蕩蕩的,我的感覺也是空蕩蕩的’。由於常用的書不在手頭,常相與切磋的師友也不在身邊,寫作時經常為了一本書或一個問題而中斷。其次是病痛和工作狀況的困擾。乍到北京,不適應北方的氣候和飲食,加上老伴尚未隨調到京,遂不守作息和飲食規則,有時通宵看書,有時不想吃飯,體重減了近20斤,還以減肥成功自嘲。2008年和2009年多次因病住院,2010年則在工作上遭遇一些‘小小不言的事情’(《官場現形記》語,見該書第44回)”。

  2018年6月退休前後,我不再寫書了,改寫學術短文。近日,我像守財奴般數了又數,已寫學術短文近700篇。守財奴點鈔會聽到鈔票發出令人愉快的聲音,我細點學術短文卻發現:我寫的千字學術短文,也常在臨末來一段“附帶言之”,有如書之《作者後記》。這些“附帶言之”,并非言不及義,而是微言及於義。譬如,《中國民俗學史的福建時期》之“附帶言之”說:“本文是2014年9月17日,我在台灣成功大學的演講大意。我在演講時說了,這是一個可以做學位論文選題的重要時期。成功大學特聘教授陳益源老師的博士生李姿瑩聽講後,在陳益源老師的精心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中國民俗學福建時期研究》,令我讀而感佩。李姿瑩博士現已入職閩南師範大學,并同該校畢業的一位帥哥結了婚。兩岸學者、師生和學生之間的因緣多麼美好可貴”;又如,《台南延平郡王祠》是針對島某些人的“去鄭化”活動而寫的,文之“附帶言之”說:“在民間信仰裡,有一類生前忠義、身後威烈的神明。傳說中,這類神明(如鄭成功)在從人到鬼的轉型過程裡多有暴斃的情節。正如台南大佬謝雪漁所言,鄭成功身後作為神明甚是“威靈”。人們相信,有辱這類神明必遭報應,此亦輿情也”;又如,《清源太守鬢如蓬,杯酒端為庶民斟》之“附帶言之”說:“多年前,福建老台胞陳正統曾尖銳地指出:台灣文化本土化是徒勞的,‘台獨’分子最終會發現,本土化基本上就是閩南化。閩南文化是針對‘台獨’的利器。記得當場竟有人說:從來沒有閩南的說法,何來閩南文化?無知而囗狂。宋人王十朋的詩裡不是分明有‘一夢斷閩南’之句嗎?”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