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

超生受罰 副教授為何以身試法

http://www.CRNTT.com   2010-04-14 11:21:11

●一樣的超生，不一樣的成本 　　給“超生”算算帳 　　按照現行法律，對超生的處罰主要是兩方面，一是徵收“社會撫養費”，二是授權所在單位追加處罰。隨著改革的深入，“單位”對人身的控制已經弱化，所以後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折算成經濟處罰，這取決於“單位”對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影響力。如果對“單位”的依賴比較深，影響就大些，如果一個人沒有“單位”，這方面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 　　楊先生的代價已經相對較重 　　身為副教授，有可觀的社會地位和薪水，來自單位的處罰就顯得沉重些。不然的話，楊先生也就不會成為所在單位的“第一個”計劃生育釘子戶。當然，楊先生夫婦還是能夠承受這個代價的，楊先生是媒體的知名評論員，可以賺稿費，他們“有信心保證她們兩姐妹的生活、教育水準在同齡孩子平均水平以上。要知道孩子的自信心幸福感更多源自父母的愛而不是豐富物質生活。” 　　更多的超生擋不住 　　通過分析“超生”的成本，可以看出，因為各人“單位”和財產狀況的不同，來自法律的處罰效能有著很大差異，最能制約的是公職人員，相比而言，如果身為老板、自由職業者，或者農民，沒有“單位”能限制他們的工作，只需要考慮罰款。在罰金不影響生活質量的情況下，計劃生育的制約效果就大打折扣。有人因此建議對高收入超生者追究刑事責任，不過，這其實也違背社會公義並且沒有任何可行性。 　　●楊支柱要做計生領域的孫志剛？ 　　超生折射了計劃生育的法理困境 　　雖然有明文《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但是這並不是一項純粹的法律義務，其核心是“提倡一胎”而非“禁止二胎”，雖然有一些限制性條款，但是沒有明確、統一的處罰規定，作為一項法律義務，其內容必須明確，否則就難以履行。由於超生的成本主要在經濟方面，而人們的承受力是大相徑庭的，導致了事實上的同罪不同罰，違背現代法律的基本精神。 　　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到了重新審視的周期 　　計劃生育政策制定之初，中央指出：30年以後，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30年過去了，從權威專家到民間草根，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調整人口政策。今年“兩會”期間，多位人大代表提案建議放開二胎。事實上，即使擁有二胎指標，迫於經濟壓力、生活精力，很多人選擇放棄。 　　有些違法能推動社會轉型 　　中國正處於艱巨的社會轉型之中，所謂社會轉型就是說，各個領域中的現行規則、制度，多多少少是不合理的，或有不合理之處，是有待改進的。民眾守法固然是維持秩序的基本前提，但把守法作為一個義務加之於民眾，卻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法律本身必須大體上是正當的，惟有這樣的法律，才對人的良心具有約束力。但是，當法律把一種普遍的、正當的行為判定為非法的時候，法律本身的正當性就成為一個問題了。這個時候，就需要改革。 　　結語：超，還是不超？這是誰的問題……（騰訊新聞頻道《今日話題》 2010年4月14日）

【 第1頁 第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