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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救災”的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0-06-22 11:45:02  


 
  “災後重建”的尷尬

  “抗震救災”是短期內大面積的緊急救援,是非正常狀態下的超常規運作。一旦緊急救援、過渡安置、清理廢墟、搭建板房等工作完成後,便轉入漫長而細緻的災後社區恢復重建階段。就汶川災後重建的經驗教訓而言,當部隊等救援大軍一旦撤離災區(進入災後重建階段),社區重建便面臨兩方面的考驗:

  一是“抗震救災”時期遺留下來的諸如資源分配不公,補償政策落實不到位、盲目拆遷等關乎民生的問題立刻浮現出來,此時群眾不斷挑戰基層政府(上訪等)。例如,面對群眾提出的“豆腐渣工程”,物資、帳篷、板房等分配不公平等問題,基層幹部不是迴避,便是以大帽子壓人,導致群眾普遍反映:“中央政策太好,地方幹部亂搞”。干群關係持續對立。

  二是災後重建除了房屋、道路、水電等硬體設施的恢復重建外,最艱巨的任務是社區重建。汶川和玉樹共同面臨的問題是在臨時安置區內社區基層組織(居委會、村委會等)幾乎癱瘓(發揮不了作用)。一位玉樹的民政幹部氣憤地說:“基層什麼家底都不清楚,原來報上來的數字是500人,到分發帳篷時竟然冒出來1500人。”一位汶川的幹部說:“基層組織連轄區內的常駐人口都不清楚,別說流動人口了。”此外,災後社區重建的核心目標是社區民眾生活的重建,這既包括生計重建,也包括社區組織、社區關係、社區支援網路、社區文化、社區生態等方面的恢復重建。汶川災後社區重建近兩年的實踐證明,上述漫長而細緻入微的社區日常生活(軟體)的重建,舉國動員式的災後應急機制是無能為力的。

  眾所周知,要保證社區重建落到實處,必需依靠基層組織扎根社區,與民同行。但無論在汶川還是玉樹,安置區基層組織要麼癱瘓,要麼形同虛設,無法上情下達,無法為人民服務。以汶川社區重建為例,現在的兩難困局是掌握資源的基層政府無力或不願意扎根社區(走進千家萬戶)組織群眾從事長期而深入的社區工作,而願意扎根社區推動社區重建的組織(NGO、志願者及專業社會工作者)卻沒有資源,這些組織要麼很快夭折,要麼依靠國際基金苦苦掙扎。據我所知,汶川地震的民間組織包括社工站幾乎沒有拿到政府資源。

  南都公益基金會徐永光先生指出:“民間捐贈的資源,拐個彎就到了政府。特別極端的是汶川地震,760億捐款,八成進入政府財政。”徐總結汶川地震的捐款出現四個看不見:第一個看不見是捐款到底用到哪裡,捐款人看不見;第二是災區群眾看不見捐款;第三個看不見是比較糟糕的,災區政府看不見捐款到底哪裡去了;第四個看不見是災區的民間組織,特別是從事災後重建的民間草根組織,他們根本就得不到捐款。

  玉樹正進入災後重建階段,此時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災後重建過程中是否會重蹈汶川的覆轍,這需要執政者有足夠的智慧去破解上述兩難的困局。

  “防震減災”的缺失

  完整意義的“中國式救災”還應該包括風調雨順時期(震前)“防震減災”意識的培養和憂患意識的養成。儘管災難是不可避免的,但減低危害是切實可行的。這方面國際民航組織對安全的定義最具說服力:“什麼是安全?一般的看法是,安全就是不出事,而國際民航組織有個比較科學的定義,安全是一種狀態,即通過持續的危險識別和風險管理過程,將人員傷害或財產損失的風險降至並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其以下。”

  四川兩年觸目驚心的經驗告訴我們,地震既是天災也是人禍。無論是成都、都江堰,還是眾多的村寨,震前人們幾乎沒聽說過“龍門山斷裂帶”,更沒有紫坪鋪大壩有威脅的絲毫危機意識,沒有危機和風險意識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悲哀。這導致一旦災難來臨,中國人變得束手無策。對我印象最深的是村民們說:“地震來的時候,都亂跑,聚在一堆,望著山崩地裂像個木頭,看到娃兒女人家在廢墟里頭不知道咋個辦,連滅火器都沒碰過……要是我知道這裡是斷裂帶,要是知道地震了抱頭鑽到桌子里頭,就不會死那麼多人……”玉樹地震後很多人才聽說“巴顏喀拉地震帶”。

  2010年5月16日,我親臨曾經給1000人集體火葬的玉樹結古鎮火葬台,這讓我想起映秀的“萬人公墓”。面臨這麼多亡靈時,我在想,除了感恩舉國體制的優越性外,我們對“中國式救災模式”應該有怎樣的反思呢?我們接二連三地遭受天災之苦,面對全國人民巨額的慈善奉獻,我們應該做出怎樣的交代?既然災難與平安共存,除了祈福明天更好,我們是否還應該讓所有人對今天充滿憂患和提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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