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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央地方關係與中國改革新動力

http://www.CRNTT.com   2010-08-31 11:36:25

也正是毛澤東這兩次大規模分權運動使得中國的體制和前蘇聯的區分開來，就是學界稱謂的“中國道路”。蘇聯體制高度集權，地方政府微弱不堪，沒有任何能力發動改革。當戈爾巴喬夫不能克服中央官僚機構對改革的阻礙的情況下，只好訴諸社會和民眾，從而走上了激進的道路。不管人們對分權運動作如何的評介，毛澤東之後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成為可能，就是因為存在著巨大的地方改革和發展動力。　 八十年代的兩次分權運動 　　鄧小平時代也是經歷了兩次大的分權運動。第一次是改革開放早期，確切地說是在八十年代。經濟改革是市場化導向，理想地說就是要把經濟權力從政府分權到企業。但這只是一種理想，要實現還是不能忽視地方的作用。分權就成為當時的政府的改革策略。城市既得利益比較穩固，政府就先開始農村改革。而農村改革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正是四川和安徽農村改革的成功為中國的農村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分權也是城市和工業改革的動力源泉。如果沒有像“分灶吃飯”和“經濟特區”等分權政策，很難想象城市改革的成功。 　　鄧小平的第二次並且是更大規模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發生在其南巡講話之後。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初，因為八九天安門事件和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中國的改革出現了極大的困難，八十年代初以來的改革動力似乎消失了。而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又表明政治改革所可能帶來的風險。怎麼辦？鄧小平又從地方找到了動力。南巡的政治目標就是為了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而南巡之後的大規模的分權又為地方政府提供了莫大的動力來進行改革和發展。當代中國真正大規模的發展和轉型正是從南巡之後才獲得巨大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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