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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旭東：“官二代”撞人案的符號意義

http://www.CRNTT.com   2010-11-04 08:59:44

河北大學捲入事件，不止是因為它是事件的發生地點，而且因為媒體紛傳它對目擊者發出封口令。河北大學面對“負面信息”的做法極為尋常，這是一定的。一所大學，也會如此有失風範，令人失望，但作為一個單位，又哪裡不是如此，換一所大學，難道會有所不同嗎？ 　　某種程度上，在封口令中能看到的是一種尋常管治行為，與管治之下人們一般性的恐懼。有負面信息就要封口，這是一般性的管治辦法；下封口令就會起作用，則基於受眾一般性的恐懼。目擊者向司法機關提供證詞，這是義務。目擊者向媒體披露事實，基於良心。 　　河北大學即使下封口令，還可能有多種考慮，而未必一定是為肇事者開脫，對“我爸是李剛”作呼應，也可能是不想學校陷入案件中，不想案件複雜化，想“維持正常教學秩序”等等。學校可以管理校園內的行為，目擊者可以基於良心的原則而抗辯，也可以基於良心的原則而在校外接受採訪，校方若有報復行為，公眾輿論將劇烈反應。然而，這些沒有發生，發生的是一般性的蠻橫管治與一般性的恐懼服從。 　　一個官員，因其子的一句“我爸是李剛”而牽連到一個社會事件之中，受到巨細無遺的搜索與審視，一所大學，因其校園發生了一起社會高度關注的案件，被人們由此及彼地談論，都是正常的。因此，人們舉報李剛有五處房產，檢舉河北大學校長涉嫌抄襲，都不應視為對他們應對“我爸是李剛”事件不當的報復性行為。無論他們如何應對，無阻於事件發生後人們對其所有不端行為的發掘。他們必然受到全面的檢視，這不是他們積極、正確的危機公關可以替代，可以收買的。 　　官員和權力必須正確應對社會呼聲，這不是因為“李剛和河北大學應對不當，後果嚴重”，而是基於公民和社會應有的權利。否則，我們就會陷入這樣的怪圈：那些成功的應對獲得了讚美，一時的權宜之計令作惡者逃脫真正的懲罰。長此以往，社會將一次次喪失制度改進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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