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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當前的經濟局勢與政策取向

http://www.CRNTT.com   2011-07-12 08:30:51  


 
  二、如何應對困難局面

  文章認為,從經濟邏輯說,針對前兩年多投放的貨幣,即目前高達76萬億元過度的貨幣存量和最近物價上漲的壓力,毫無疑問,理應緊縮貨幣;針對危機後全球需求的減弱、中國自身過度投資的不可持續,要追求中國經濟未來持續穩定的增長,只能加快消費的增長。但貨幣緊縮後,消費增速一時跟不上,或消費的增速不能及時填補出口與投資增速的下滑,其結果必然是經濟增速的下滑。因此這時市場上產生“硬著陸”的擔心和對宏觀政策“轉向”的期盼,也就不足為奇了。面對這種局面,怎麼辦?

  在抉擇下一步的宏觀政策前,必須釐清以下三點認識:

  第一,什麼叫“硬著陸”?最近市場上對“硬著陸”的議論較多,但對此並沒有作出明確的定義。作者認為,經濟增長減速多少本身,並不能足以解釋是否“硬著陸”。在中國目前,觀察是否“硬著陸”,關鍵看兩條:即當採取宏觀緊縮政策後,經濟增速出現放緩,一是是否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包括因為失業率的提高);二是是否直接影響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只要整個金融體系是基本穩定的(個別小金融機構經營困難是自然的市場現象),社會是基本穩定的,就不必擔心“硬著陸”。由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否“硬著陸”,實際上不能僅僅看貨幣政策的鬆緊程度,還要看對失業人群的再就業、失業保險、失業救助、社會保障等各項財政政策的落實情況。

  第二,如何理解“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是調控物價”?毫無疑問,把調控物價作為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既有利於解決周期性問題,也有利於解決結構性問題。但是如前所述,由於物價問題的複雜性,即使通過這輪貨幣的緊縮,物價上漲中的貨幣性因素減弱後,今後由結構調整、價格改革和工資上漲等因素引發的物價溫和上漲,仍會持續一個時期。因此,政府決策和市場應對此要有個平和的心態和政策上的準備。即面對可能出現的溫和的物價上漲,政府需要及時出台政策,以重點幫助低收入群體確保實際生活水平的不下降。唯有這樣,才能實現物價溫和上漲時期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

  第三,具體怎麼把握“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的關係?三者之間,誰主誰次、誰先誰後?這在西方經濟學中根本找不到理想的答案。唯一的答案,中國仍應延續自身過去30年改革開放取得“人類經濟奇跡”過程中的主經驗、主旋律,即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間的關係。把握好調控與改革的力度,講究各項政策的平衡藝術,這是對中國政府決策的最大挑戰。同時也要樹立信心,因為比較過去特別是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物質條件和財力基礎,能較好地把握三者間的相對均衡。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指出:轉變發展方式,是科學發展的主題。加快結構調整,是轉變發展方式的主線。那麼,當前中國最大的結構問題是什麼?在危機後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面臨外需的減少,中國經濟要想繼續保持持續的高速增長,必須是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加快推進大國經濟體以大國消費為主導的結構調整。然而,中國迄今為止的增長模式、政策框架、執政經驗及其最後體現的經濟結構特征,都是與原來保持兩位數高增長及其路徑相吻合的,應該說,這本來也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面臨新的經濟局勢,過去曾有效的政策框架和部分的執政經驗,已難以培育結構轉型要求下消費主導的新增長動力源。而且在這一輪宏觀調控下,原來高漲的“房地產市場——土地財政”的增長軌跡,已使各地方財政捉襟見肘,難以支撐或根本無暇再去培育消費增長的新動力源。一個明顯的跡象是,當眼下貨幣稍緊,經濟增速稍有下行,社會相關方面已承受不了。因此,如何培育新的增長動力源?靠各級政府原有分配投資資金的政策框架與經驗,肯定不行。必須靠市場去解決。政府必須“往後退”,逐步減弱行政措施的作用,“放手”市場。因為市場的形成有利於結構調整。要進一步促進市場的形成,必須深化資源價格改革、財政改革、社會融資體制改革和以行政審批為主的各項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在保持社會、經濟基本穩定的前提下,通過改革改善宏觀調控,通過培育市場促進結構轉型,這是當前在發展方式轉變中,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係中所必須予以充分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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