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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經濟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2-04-10 08:16:41

經濟制度的社會禀賦：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變量 　　文章認為，我們討論改革必須從社會的基本偏好和基本約束入手，不妨稱其為中國改革的社會禀賦，就像自然條件的禀賦一樣。這禀賦包括什麼呢？概括地說包括三大變量。 　　第一大變量是民眾的市場經濟理性度。也就是指民眾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以及在市場經濟中運行的能力。舉例說來，民眾在一個波動的資本市場中的運作能力，不同地區是完全不同的：香港民眾明顯比內地民眾更理性，他們更懂得如何應對一個波動的股票以及房地產市場。即便是在中國內地，不同地區人群的市場理性度也是不一樣的，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百姓的市場理性程度明顯比內陸地區要強。當然，這一點是不斷演進的，因為知識在傳播，民眾在學習。 　　第二個變量是民眾在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之間取舍的偏好。關於這一點，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安德烈烈施萊弗在他的著名文章《新比較經濟學》中特別強調，不同的社會在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度上的選擇是不同的。人們一般認為，美國社會更強調個人自由，歐洲大陸國家如德國也許對社會秩序更加強調。而中國社會是怎樣的呢？我們有理由相信，相對於美國，相對於西方國家，中國的民眾更加注重秩序。當然，這裡的社會秩序應該是廣義上的理解，它不僅包括低的犯罪率，也包括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的差距，還包括各種各樣經濟波動帶來的福利損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可以認為，不同地區的中國民眾偏好是不一樣的。 　　影響社會經濟體制的第三個禀賦性的變量，就是政府的能力，也就是說，政府能否有效地執行一套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這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有的國家或地區的政府能力極強，比如新加坡政府，能夠做到低腐敗，比較高效地貫徹執行一套經濟體制；相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容易出現腐敗和能力低下、執行力不強等情形。對於當今的中國而言，這也不能說是一個一成不變的變量。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隨著政府對民眾負責任程度的提高，這一變量也會改變。同時，不同地區的政府能力也是不同的。 　　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三大維度 　　文章稱，現代市場經濟紛繁複雜，如何高度地總結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不同之處呢？綜合已有的文獻，可以總結出三個基本的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有關生產和交換的基本制度安排。 　　生產組織的制度安排也許是相比之下更為重要的。在此有千差萬別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包括日本式的所有權高度社會化控制的模式，美國式的大股東通過資本市場操控的模式，歐洲大陸式的家族控制加政府幹預的混合式模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生產組織的制度安排（往往被狹義理解為產權安排）往往是內生性的，是其他相關的制度安排所推衍出來的。以日本為例，由於遺產稅極高，家族很難持有企業；以德國為例，由於資本運作往往受限，家族比較容易長期穩定地控制企業。 　　有關交易的制度安排，不同經濟體也存在巨大的差別。極端的情況是計劃經濟體制，包括憑票供應、按人頭分配。另一個極端是完全由價格決定的自由交易市場的制度安排。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會有連續的、無窮的選擇。限購或者限價就是比較接近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另一個案例是，一般情況下，汽車市場被認為是完全的自由市場的交易，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試想，一個消費者想從國外直接進口一輛稍微特殊一點的車型（比如手動檔的豪華奔馳轎車），這種交易往往不見得能如願，因為政府在汽車產品的環保、安全等方面是有標準的，進口一個車型需要經過比較複雜的審批程序。 　　第二個基本維度是維繫市場經濟平穩運作的制度安排。 　　必須承認，現代經濟具有內生的基本的波動性，這種波動往往是巨大的。金融危機就是明證。為了應對內生的波動，在這方面，現代經濟必須有一系列基本的制度安排。 　　首先是公共品的釐清與提供。必須認定什麼樣的產品和服務是公共品，這些產品和服務因此要由國家來提供。在這方面，不同的經濟體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至今為止，英國與日本顯然認為一些基本的新聞和媒體服務是公共品，因此，英國廣播公司（BBC）與日本的NHK都是國家出資，政府監管；美國則沒有這一傳統。再比如，基本住房服務在新加坡被理解為具有公共產品性質，因此由政府直接提供，在美國則更多地被理解為私人產品。 　　是否應該進行收入再分配？是否應該通過收入再分配減少收入差距，從而為社會提供一個基本的和諧度？不同社會對於這一問題的理解可以完全不同，因此，相關的制度安排千差萬別。福利制度同樣是維持經濟平穩運行的基本制度安排，這是上世紀初英國首先提出、在德國得到了大力推進的。一個基本的福利制度的建立，對於維繫經濟穩定是至關重要的。 　　公共財政也是維繫經濟平穩運行的基本性制度。這裡又有許多具體的制度安排，比如，公共財政的收入基礎是來自於國有企業還是來自於稅收，國家要不要控制一部分贏利性資產，要不要控制一些非生產性的金融資產？ 　　此外，宏觀經濟的管理體制，比如央行、證監會、銀監會等方面的管理，對於現代市場經濟來講也是至關重要的，在這一點上，即便最保守的自由意志者也承認。米爾頓濐弗裡德曼反覆強調，在金融危機爆發之時，央行有天然的職責，必須大量印鈔；而且，央行需要與財政部協調，而非孑然獨立。再有，維繫經濟運行的制度安排是市場監管，其中涉及的問題包括對相關的金融機構是否要在很大程度上進行監管，對它們的資本量、風險程度是否要不斷監控，甚至是徵收懲罰性的稅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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