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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要穩增長就必須穩投資

http://www.CRNTT.com   2012-08-17 08:37:50

3 　　對中國的投資率要有實事求是的正確估計，不要輕易得出過高的結論 　　近年來，媒體上充斥著關於中國投資率過高的各種評論和意見，一些專家學者也認為中國的投資率是過高的，但仔細研究之後你會發現，沒有一個提到投資率的高低如何判斷？什麼樣的投資率才是合理的？其實，如果我們回到宏觀經濟學的最基本原理，即宏觀經濟平衡的最基本條件投資必須等於儲蓄（I=S），我們就不難推出判斷投資率高低的標準是儲蓄率。按照這個標準去分析研究中國的投資率或與其他國家進行對比，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投資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1.由於體制原因，我們的投資率存在高估，而消費率存在低估。 　　2011年世界銀行有個研究報告認為，由於統計方法，稅收規避，投資漏損等因素使中國的投資率存在高估，消費率存在低估，兩者偏差可能在10-15%左右。即消費占GDP的實際比例應為40-55%，而投資占GDP的實際比例應為35%-40%左右。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中國的投資體制，就不難發現造成投資高估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項目層層轉包，投資資金大幅縮水，一些中標人將其承包的中標項目壓價倒手轉讓給他人，最後實際用於工程建設的費用大為減少，固定資產投資投入遠沒有統計數據上的那麼大。 　　二是虛設項目與虛報價格。即在工程項目中存在虛設項目、虛報採購價格、重複計算工作量等。國家發改委2006年在中部六省區開展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清理檢查過程中，發現這種情況較為普遍。 　　三是腐敗造成投資資金流失。在現有固定資產投資特別是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管理體制下，少數官員貪污投資工程款，使投資金額在進入實際工程過程中縮水。而為獲取項目而支出的公關費用、招標過程中發包方得到的回扣等，在統計上以工程款項而被納入固定資產投資，造成全社會固定資產總額被高估。 　　另外，由於體制性因素，有些消費比如行政事業單位違規福利的發放、公款吃喝等。這些公款消費、公共福利可能進入項目預算而不能以消費的名目列支，消費中沒反映，卻在投資中反映。 　　2.日本、韓國經濟高速發展期都出現過投資率的大幅提高，而經濟蕭條期則往往表現為消費率占比過高。相比日本、韓國，經調整後，中國的投資率並不太高。 　　日本1955-1970年是城市化工業化時期，投資率由23.62%上升到1970年峰值的39.2%。這個時期也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1973年-1990年，日本資本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國民經濟步入中速發展階段。1990年之後，資本形成率降到30%以下，GDP增速進入低速增長區間，徘徊在1%上下，很少有連續3年超過2%的增長。2009年日本的消費率高達79.3%，而同期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卻分別只有22.9%和20.2%。 　　日本的消費率上升以及投資率下降伴隨經濟增長活力的下降，關鍵問題即是政府與居民之間的儲蓄、消費及投資的失衡問題。日本儲蓄率與其資本形成率、經濟增速存在密切聯繫。數據顯示，儲蓄率與資本形成率的相關係數高達0.94，儲蓄率與經濟增速的相關係數為0.69。 　　韓國工業化時期投資率峰值達39.85%。1960-1991年間，韓國投資率持續處於上升階段，並於1991年達到峰值39.85%，此後逐步下降，1998年降至低點25%後緩慢上升，2008年為31.41%。1992年至今，韓國進入中速發展階段。資本形成率平均為31.5%，最終消費率平均為66.5%，淨出口率為2.1%，GDP增速平均為5.2%，比上一時期低4.3個百分點。 　　3.中國趕超型經濟和處於由工業化中期向後期轉變、城市化較快發展階段的特點，要求經濟發展保持較高的投資率。 　　從世界各國的發展歷程看，當一個國家處於以農業為主的時期，沒有過多的剩餘可用於建設，消費投資比中的消費必然占極高的比率；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為適應工業化的發展，對基礎設施和擴大再生產的需求不斷加大，導致投資規模快速增長，消費投資率中的投資比率會不斷提高。 　　而當一個國家實現了工業化，擁有了足夠的基礎設施和物質生產能力時，投資的需求增長相對緩慢，政府和民眾會把大部分收入用於改善生活的消費，投資率就會從停止上升到逐步下降，最後保持在滿足維持簡單再生產和經濟低增長的水平，消費投資比也相對穩定在消費率較高的程度。 　　中國目前處於工業化中期向後期過渡階段，城市化水平剛剛達到50%，較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和質量有很大差距。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是中國經濟發展可以依賴的紅利，也是過去幾十年來中國高儲蓄率得以持續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口紅利不但提供勞動力供給，還對基礎設施、交通運輸、住房、勞動就業帶來旺盛的需求，從而促成了經濟高速發展中所需要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 　　但應該看到，看似無限供給的中國勞動力資源並非真是無限供給，2009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紛紛出現招工難，勞動力成本上升，“民工荒”突顯。從連續多年發生的“民工荒”到“工資上漲”都表明中國勞動力成本在加快上漲。而與此對應的人口紅利將逐漸減少，儲蓄率也將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而下降。 　　在中國城鎮化、工業化、現代化還未實現的時期，中國的老齡化卻提早到來，這更加劇我們的緊迫感。抓住最後的機遇，珍惜每一分儲蓄，把儲蓄資源充分有效地轉化為加快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投資，既是經濟規律的要求，更是增加國民福祉，防止未富先老的社會責任。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高儲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高投資不是中國經濟問題的，而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唯一正確的路徑。 　　4.相比中國的儲蓄率，中國的投資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從改革開放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儲蓄率往往小於投資率，儲蓄跟不上百廢待興的投資需要，所以要大力吸引外資來補充國內儲蓄，以滿足投資需要。但儲蓄往往滿足不了更大的投資需要，所以那個時期宏觀調控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控制消費擴大儲蓄，控制投資，防止與儲蓄過分失衡造成國民經濟過分對外負債。 　　但199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中國儲蓄率的快速上升，中國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是投資率長期較大幅度偏離儲蓄率的問題。儘管中國的投資率相對其他國家而言不算低，並隨著儲蓄率的上升也呈現較快上升勢頭，但由於投資率始終沒有趕上儲蓄率的變化，相反，每次的宏觀緊縮都要承受首當其衝的調控衝擊，儲蓄率仍始終高過投資率，導致兩者間長時間存在較大缺口。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該缺口達到3.5個百分點，在上世紀90年代其他年份中儲蓄率約高出投資率1.5到3個百分點。 　　自2000年以來，尤其是2003年以後儲蓄率與投資率的缺口呈現擴大趨勢，到2007年金融危機前兩者缺口已經擴大到10.7個百分點，之後在國家促進投資政策拉動下雖再次縮小，但仍然保持在5到6個百分點。中國3.3萬億高額的外匯儲備及長期面臨的流動性過剩就源於這種缺口（扣除淨資本流入因素）。 　　中國宏觀經濟的核心問題是儲蓄長期大於投資的不均衡問題，這種儲蓄與投資的內部失衡在滯後的外貿政策、外資政策和匯率政策作用下，最終轉化為國際收支長期雙順差的外部失衡，這種外部失衡又在滯後的結售匯政策作用下轉化為更嚴重的內部失衡，即流動性過剩壓力和通貨膨脹，最終國內經濟陷入控通脹與保增長的交替循環之中。 　　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投資率長期低於儲蓄率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損失，也是中國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但這種通脹是一種不同於純貨幣信用過量供應而導致的通脹，而是一種由外匯儲備而來的流動性過剩而造成的通脹，我們可以稱之為有物資保障性的通脹。 　　治理這種通脹不能依靠緊縮貨幣信貸和控制投資增長，相反，需要擴大投資去縮小與儲蓄率的差距才能減輕貿易順差壓力和過剩流動性來源，否則，不僅這種通脹得不到有效治理，反過來還有可能為了控制通脹而導致經濟增長放慢。當前中國經濟運行走勢就是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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