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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滅親”式告密不僅僅是文革之痛

http://www.CRNTT.com   2013-08-10 10:52:50

這類告密也不僅僅只是“文革”之惡 　　文革期間的“大義滅親”式告密，既以“階級情感”為准繩，自不可能僅僅發生在文革期間。“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所發生的“大義滅親”式告密的數量，絕不會比“文革”期間更少。所以，若僅僅局限在文革範疇內反思“大義滅親”式告密，僅僅將其視作“文革之惡”，這樣的反思就難免有失偏頗。 　　“大義滅親”式告密不是“文革”特產，自50年代起即已泛濫 　　事實上，對“大義滅親”式告密的鼓勵和宣傳，早在文革之前即已開始。以1952年“三反運動”中的《人民日報》為例，1月24日報道了《北京市第五中學青年團員王世桓檢舉他父親貪污行為》；2月4日報道了《北京大學學生展開坦白檢舉運動不少學生檢舉了自己親屬的違法行為》；2月6日，報道了《許東才站穩人民立場檢舉奸商父親》；3月8日，又報道了《門頭溝機電廠職工家屬大膽檢舉和規勸丈夫坦白》…… 　　從這些報道裡，不難看出當時的宣傳，竭力有意突出“階級情感”與“血緣情感”之間的鬥爭。譬如：“在運動開始時，（北京大學的）很多同學對檢舉貪污是有顧慮的。但隨著運動的展開，同學們對這一次運動的認識漸漸提高，顧慮也逐漸打消。中文系二年級同學胡祥達在運動開始時，想起他的家裡有兩本賬簿，其中一本是專門對付收稅人員的假賬。他想動員他的父親坦白，但是怕他的父親說他‘忘恩負義’，因此他把這事放在心裡沒有說。後來他記起‘中國青年’雜誌上批評鄭輝人包庇地主家庭一事時，立刻恍然大悟，就一方面向天津工商業聯合會節約檢查委員會檢舉他的父親，另一方面動員他的父親坦白。到一月二十日止，北京大學檢舉的案件達一百九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檢舉自己家屬的。”“王世桓看出他父親心中有病，就對他解說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趕快坦白。但他依舊不肯低頭認罪。王世桓最後對他說：‘你不坦白，我要向學校方面檢舉你。’他父親聽了非常氣憤地說：‘我把你養大，你卻要檢舉我，你還有良心嗎？我要是特務，你也要檢舉？’王世桓堅決地回答他：‘你要是特務，我更要檢舉你！’” 　　“文革”期間大量幹部子弟被逼加入到“大義滅親”式告密隊伍，這是一個特殊之處 　　“文革”期間的“大義滅親”式告密的特殊之處在於：在此之前，“大義滅親”式告密的主體，以“右派、“地主”等“階級敵人家庭”為主；1965年毛澤東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1966年“文革”爆發後，幹部家庭子女遂大規模加入到“大義滅親”式告密的隊伍中來。如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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