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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為何體制創新更具紅利？

http://www.CRNTT.com   2013-08-27 10:06:10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8月27日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今天在聯合早報撰文《為何體制創新更具紅利？》中國體制改革儘管阻力重重，但中國的改革是可以進行下去的，出路是制度創新；創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養新的利益，在舊的體制之外，培養新的體制，新利益的產生和成長，有利於改革老的利益，新制度的產生和成長，有利於改革舊的制度。詳論如下： 　　中國體制改革的困難，不僅來自於官僚體制的阻力，也來自於其他各個方面。如果說改革是體制的改革，每一個大大小小的體制背後都是既得利益。在中國，各個階層的官僚、公務員體系、國有企業、銀行、大學等等都是龐大的既得利益。所有這些體制化的既得利益可以大唱改革，但只可改革他人，不可改革自己。例如，知識分子是倡導改革最高調的，但一旦涉及到改革他們賴以生存的體制——大學等研究體制，他們的反對聲音也是最響亮的。中國的教育和科研機構是最難改革的一個領域。 　　這種情況不僅僅是中國，各個國家都是如此。如何推進改革？中國可以從其他國家學到很多經驗教訓。一個社會，一旦穩定久了，沒有大的傷筋動骨的危機，各方面的利益就會高度制度化，每一個體制背後都會是龐大的既得利益。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在《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中早就論證了既得利益如何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他的書出版在1980年代。通過把西方和亞洲的日本、“四小龍”等經濟體作比較，他發現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經濟發展遲緩，而當時亞洲的日本、“四小龍”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則發展迅速。他的一個觀點是，一個國家，和平的環境久了，既得利益就強大起來，最終演變成阻力。日本和韓國等經濟體，因為有戰爭等因素，摧毀了原來的既得利益集團，或者有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力，有能力摧毀既得利益，這些經濟體的發展反而很迅速。 　　西方1980年代之後的經濟發展，也要歸功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英國的撒切爾革命和美國的裡根革命，目標都是公共部門的私有化，政府盡量退出公共經濟領域，減少對經濟活動的監管。這是一場政府的自我革命。儘管在很多社會領域，這場革命因為民眾反對而沒有發生，但在經濟領域，這場革命大為解放了西方的生產力。這場革命也促進了經濟領域的創新活動。當然，這場革命也為世界帶來了深刻的教訓。這場革命之後，政府對一些新的經濟活動沒有建立監管制度，最後導致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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