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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泉映月》被禁 因美國人叫好

http://www.CRNTT.com   2013-09-29 12:08:06

但那都是後面的事了。至少，在那個1956年的7月，一切還都是美好的。中央樂團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莫扎特演出，有了自己面向公眾的“星期音樂會”，甚至，還將擁有屬於自己的，北京音樂廳。 　　在當時，包括中央樂團在內的音樂界，似乎隱隱承擔了一個任務：向世界證明中國音樂站起來了。站起來的指標有兩項，一是能夠拿進來，以高水準演奏歐洲古典音樂，一是能夠走出去，創作並演出中國特色的交響音樂作品，並被世界接受。這兩個指標看上去似乎並不矛盾，卻與中央樂團幾十年的“土洋之爭”暗合。 　　事實上，音協主席呂驥早在1948年就曾經表示，“今天是群眾的時代，音樂也是群眾音樂時代，群眾音樂是以聲樂為主，不以器樂為主，尤其不是以西洋的鋼琴、提琴等獨奏樂器為主。”而音協副主席賀淥汀的意見恰恰相反，他認為代表某一民族特性的音樂，主要不是樂器，而是音樂的內容，音樂越進步，表現的力量越強而音樂上最主要的作品還是要用進步的西洋樂器來演奏。 　　這樣的鬥爭，當然是注定不會有結果的。在中央樂團40年的歷史當中，既有祥和寬鬆的艶陽天，也有暴風驟雨的陰霾，而樂團便在貝多芬、莫扎特與群眾歌曲、革命歌曲之間，蹣跚前行。 　　歷數中央樂團土洋兩個方面的成果，《鳳凰咏》附錄有中央樂團40年的演出曲目和主要錄音。與小提琴大師奧伊斯特拉赫合作的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協奏曲》，嚴良堃指揮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小澤征爾指揮的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等，都堪稱耀目，特別是貝九，更被看做是中央樂團的標誌性作品之一，1979年年底與小澤征爾合作的版本，更堪稱時代的強音。 　　但若以錄音論，中央樂團留下的聲音當中，更多的還是《黃河》、《梁祝》、《沙家浜》、《草原小姐妹》、《二泉映月》等等，這些作品是否成為了世界交響音樂的經典，見仁見智，但它們已經成為國人的文化記憶，則是不爭的事實。回想起來，兩條路線的鬥爭難以評說，倒是這些聲音，成為一種意外的音樂財富了。 　　1999年，深圳。有幸跟指揮元老李德倫大師和作曲元老吳祖強教授見面，我表示對中央樂團深感興趣，誰知李老劈頭一句：“中央樂團的四十年是鬥爭的四十年！”就這一句話，讓我下決心訪查和研究這個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國家交響樂團的發展足跡。後來拜讀吳教授的文章，其中一篇把中央樂團畫上休止符的改革比喻為“集香木自焚”的“鳳凰涅槃”。如此悲壯的描述，更引起我追尋“神鳥”歷史蹤影的興趣。 　　一支完整齊全的交響樂隊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通過演奏中西管弦樂與西方現代文明接軌，讓中華民族亦可以管弦樂昂然步進世界音樂殿堂。用音樂先驅曾志忞1904年所說的話：“吾國將來音樂，豈不欲與歐美齊驅。吾國將來音樂家，豈不願與歐美人競技。然欲達目的，則今日之下手，宜慎宜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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