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和人口政策應統籌推進

http://www.CRNTT.com   2016-02-23 08:37:39

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中評社北京2月23日電／中國很多經濟學家在研究人口問題時，往往側重於人口如何與資源生態環境相協調，主張控制人口，卻鮮有研究人口增長給經濟發展帶來的正向作用。同樣，中國的人口學家們在研究經濟問題時，經常不會去充分論證人口數量、結構的變化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事實上，人口與經濟從來都是密切互動，高度相關的。 　　人口政策背後有經濟動因 　　環球時報發表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文章表示，回顧中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濟始終是重要考量因素。 　　80年代初獨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就是人均國民收入低、失業嚴重、外匯糧食短缺等各方面壓力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中央政府改革開放後首先碰到的難題是就業壓力巨大：截至1978年，還有1000萬餘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在農村。1979年這些人回城後的就業安置成了相當嚴峻的經濟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在舊的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糧食供給不足，人均擁有糧食水平很低，可用於購買糧食的外匯儲備又非常少。1976年到1980年間，包括工業用糧，中國城鄉人均擁有糧食水平，分別為305、298、316、340、325公斤;1978、1979、1981三年的外匯儲備，分別只有1.67、8.40、17.08億美元。1980年，外匯儲備赤字高達12.96億美元。 　　人口增速放緩助推經濟下行 　　文章稱，我們研究團隊梳理了新中國建國以來到2014年為止的人口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1974年至1994年人口增長率的曲線和1994年至2014年的經濟增長曲線走勢幾乎相同。經過數據處理後，兩者呈現高度相關。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人往往在20歲時進入勞動年齡，成為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勞動力;二是人在20出頭就開始結婚生子，帶動各方面消費的增加——尤其是租房買房的需求在20歲左右顯著增加，助推房地產經濟發展。因此，20年前的人口增長上行能刺激20年後的經濟增長率上行，反之亦然。在人口劇烈變動的國家和地區，人口與經濟的互動關係尤為顯著，該規律是人口經濟學一個比較重要的發現。 　　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通過分析人口增速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係，造成此次經濟下行的原因中，人口增長放緩占超過五成的權重。具體表現為：人口下行導致產能過剩;人口增長突然放緩與老齡化、少子化相叠加，引起總需求減少，從而使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刺激手段不起作用。 　　有學者認為，工業、信息技術革命就是用技術替代人工，人口增長其實對經濟發展幫助不大，我不敢苟同。工業信息化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服務，人的勞動和就業是財富分配的一部分，而機器人只能算是資本。如果所有工作都由機器人來完成——比如生產汽車、電視機或端咖啡，全部利潤就都歸機器人的所有者所有。這樣一來，就業沒有了，消費也沒有了。 　　本來人類通過就業得到工資，用工資到社會上買汽車、買電視機、喝咖啡。如果這些利潤全部匯集到資本所有者的手中，首先會導致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使得擁有機器人的資本所有者獲得所有收入，從而令生產更加過剩，因為生產出來的東西無人消費。 　　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人的社會，人的生產比財富的生產更重要。人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而人的增長是有自然規律的，並不會出現爆炸式增長，就連很少控制人口增長的印度增長率也下降了。不僅如此，人口老齡化會導致一國養老金負擔過重，在國際上喪失競爭力。 　　“放開二孩”，步子可以更快 　　文章指出，面對新情況新問題，中國政府已經開始調整人口政策。“全面放開二孩”是此輪人口政策調整的一個重點。但近兩年的實施效果看，光放開“二孩”還是不夠。據權威機構統計，原本2014全年可生育200萬符合新政策的新生兒，結果卻只有100萬人真正去申請准生證，實際生下來的只有47萬，只占200萬的1/4不到，且2015年這個比例比2014年還要低。 　　從世界規律來看——特別是人口增長率已由正轉負的國家來看，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人口也不會一直高速增長下去。原因在於：一是婦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二是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三是貨幣化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撫養孩子的成本抑制了人們的生育意願。因此，世界上很多國家沒有實行計劃生育，實際人口增長率也在下降，中國無需擔心因全面放開“二孩”導致人口陡增。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中國婦女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生育行為更加理性;二是在包括農村在內的廣大地區，生活的貨幣化水平越來越高;三是關鍵性的成本問題。人口流動的加快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導致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撫養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 　　新人口政策需要經濟做配套 　　文章認為，要理順經濟與人口之間的關係，不僅要調節人口政策中不適應經濟增長的部分，更要改變經濟政策中不利於人口適度增長的部分。企業稅費、社保、融資等經營成本太高是突出問題。經營成本太高影響企業投資，導致企業可提供的就業崗位減少，最終導致工資占GDP比例太低，居民收入比例太低，消費需求減少，生育意願下降。 　　進城農民生育意願下降則是另一突出問題。為此，政府可考慮出台新政策，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只要符合規劃，就可在政府監管下直接進入市場;集體土地也可通過入股、出租等方式進入建設領域。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實踐表明，這一政策能使農民有創業的資本能力和到城鎮購買房屋的實力。實施過程中，土地和住宅的價格也會得到控制，國民經濟也會從人口流動和城市化方面獲得更多推力。 　　總之，此次經濟下行是一個長期性的難題，需要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調整相配合，短期政策和長期戰略措施相協調加以治理，才有希望將國民經濟保持在6%到7%的中高增長區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