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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供給側改革 打造發展升級版

http://www.CRNTT.com   2016-03-17 08:09:46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中國,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打造新的動力體系。
  中評社北京3月17日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體現了中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上的新思維。需求和供給是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調控的職能在於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動態平衡。我們所熟悉的需求側管理,通常通過抽緊或放鬆銀根,對總需求進行抑制或刺激,實施“反周期”操作。供給側管理則不同,它具有明顯的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定向調控等結構性特征,操作難度也大得多。

  經濟參考報發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文章分析,首先,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創新的視角看,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征,是劃分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或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人類社會從自然原始狀態,一路走過以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為標誌的文明提升過程,其中關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創新,都發生在供給側。在全球化時代,供給側以美國蘋果公司產品為代表的產出創新,可以在中國釋放出巨大的消費需求;出於對國內供給不足的響應,中國遊客會到日本去“爆買”馬桶蓋。我們以往密切關注的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淨出口,其實已衍生出“結構化”的邏輯,只有將這種結構化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才形成對整個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的完整認知和把握——在現實世界,完全的市場競爭並不能解決結構優化問題,引導結構優化的“政策供給”和激發潛力釋放的“制度供給”必不可少。

  其次,從經濟調控實踐看,政府實施供給側管理已有成功經驗在先。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美國當局區別對待、重點支持,先後給花旗、“兩房”、通用注資,成為引導復甦過程的決定性轉折點。中國近年也一再實行“定向寬鬆”,結構化運用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方面更是為優化結構而不遺餘力。

  第三,從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的中國具體國情看,客觀上也需要實施理性的供給側管理。在“三農”、區域協調、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科技創新、國防、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建設、補短板優結構等方面,急需通過深化改革和制度供給,解放生產力,化解矛盾和隱患,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後勁。

  由此可見,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造概念,而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理論聯繫實際的轉軌與創新;不是否定需求側作用和簡單搬用美國供給學派的“減稅為主”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給管理有益經驗,側重於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不是搞所謂“新計劃經濟”,而是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前提下,把有效市懲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構造中國式現代治理,實現中國式超常規發展。換言之,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以改革為龍頭,結構優化為關鍵,解放生產力的長期行為。

  文章提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中國,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打造新的動力體系。從供給側相關因素看,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及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制度及管理這五項。歷史經驗表明,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項,在一個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過程中,對於發展的支撐和貢獻明顯。在此之後,難免出現“邊際收益遞減”。因此,為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我們必須更多地依靠後兩大要素的潛力釋放——以科技創新提供“第一生產力”,以制度改革帶來“最大紅利”,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打造發展“升級版”新動能。

  針對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與問題,亟須在改革中解除供給約束,包括合理調整人口政策,優化勞動力供給及人口結構;積極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深化金融改革,使間接、直接融資產品多樣化,加大服務實體經濟的力度和精准度;推進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錢學森之問”,釋放科技創新潛力;減輕企業綜合成本,激發微觀主體活力;主要通過市朝的兼並重組,淘汰落後、過剩產能;改造政府行政架構,轉變政府職能,等等。

  文章強調,雖然從供給側發力攻堅克難任務艱巨,但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迎難而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不僅可以有技術層面的“後發優勢”,不僅可以消解漸進改革路徑依賴的某些“後發劣勢”,還有望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支持之下供給側實踐的“先發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