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的國際坐標

http://www.CRNTT.com   2016-04-17 08:09:19

定位清晰、目標明確的亞投行，其卓有成效的籌備工作以及開業以來在項目開展與對接國際機構方面的高效表現，已在全球金融公共產品體系中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聲望機制，凸顯中國在機制設計與組織運營中的勤勉努力與後發優勢。 　　中評社北京4月17日電／與往年會議有所不同，在今年IMF—世界銀行春季年會參與主體中，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卡馬特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作為“2016全球基礎設施論壇”的重要嘉賓，他們兩人出席本次論壇的意義，絕不僅限於作為已開業的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在全球金融舞台中心的身份亮相，而是懷著高度國際責任感與相關解決方案致力於區域乃至全球層面的繁榮共生。 　　上海證券報發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文章稱，世人注意到，在金立群先生首次以亞投行行長身份訪美之際，美國財長雅各布 •盧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美國不會讓出也不能讓出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尤其將這一地位讓給中國；但美中作為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有責任攜手促進共同繁榮，維護有建設性的全球秩序。雅各布•盧再次否認美國阻撓亞投行的成立，承認亞投行的創建，標誌著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正在發揮更大作用。 　　其實，在老調重彈之前，雅各布•盧不會無視美國在北美的最大貿易夥伴加拿大在加入亞投行態度上的微妙變化，特魯多領導的自由黨政府眼下正準備就尋求加入亞投行與中國積極接觸，或許在未來幾個月之內，楓葉之國就將加入亞投行。事實上，排隊等待加入亞投行的國家名單還有一大串，預計在未來兩三年內，亞投行成員國將達到100個。而金立群先生剛到華盛頓，即與世界銀行行長金鏞簽署了共同投資的框架性協議，包含了兩大國際金融機構今年將投資的十多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且明確這些項目的區域分布與業務領域，亞投行將拿出12億美元，世行也將予以適當支持，這也是亞投行開業3個月以來與世行簽署的首個合作協議。 　　另一方面，包括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重量級多邊金融機構近來也與亞投行頻頻接觸，展現出與亞投行項目對接與深度合作意願。其中歐洲投資銀行對氣候應對與環境治理項目合作尤感興趣，而抵觸情趣最為濃厚的亞洲開發銀行也順應形勢，轉而尋求與亞投行的項目合作。 　　文章表示，定位清晰、目標明確的亞投行，其卓有成效的籌備工作以及開業以來在項目開展與對接國際機構方面的高效表現，已在全球金融公共產品體系中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聲望機制，凸顯中國在機制設計與組織運營中的勤勉努力與後發優勢。 　　從歷史發展邏輯看，任何一個新興大國，要將本國綜合國力的一部分轉化成國際經濟體系重要擔保人的角色支撐，必須通過參與尤其是積極主導建立相關的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來實現，美國在1944年主導成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即是明證。直到今天，美國依然視布雷頓森林體系為美國對全球最為重要的貢獻之一。雅各布•盧日前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發表的署名文章中就說，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今日世界的重點是增進各國在貿易、金融管制和減少貧困方面的合作，而美國的領導地位對這一體系及其取得的進步至關重要。只是雅各布•盧有意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今天的世界，是美國更需要這個早已解體的國際經濟體系。而在新的體系尚未出現之前，布雷頓森林體系即便已經解體，還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 　　2015年，金磚五國經濟總量已超過美國，而金磚國家擁有的外匯儲備近5萬億美元，儘管俄羅斯和巴西經濟處於暫時困難期，但長期發展前景依然被看好。中長期來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不僅有意願而且有能力為區域乃至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如今，亞投行正展現出令美國驚訝的設計與運營能力。中國顯然不願重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既有國際經濟組織的剛性化特權安排。中國擁有的297.804億美元認繳股本和26.06%投票權，既是確保亞投行順利運營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國在這個新興經濟組織中承擔最重要職責的體現。據相關制度設計，隨著新成員不斷加入，中國及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投票權和基本投票權將不斷稀釋。用金立群先生的話來說，亞投行是由持有75%股權的成員共同擁有、管理的多邊金融機構。中國致力於多邊開發金融體系的民主化治理和高效率運作。例如，理事會採用的簡單多數、特別多數和超級多數原則決策，即是為了保證參與主體的基本權益，而在重大問題上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靠投票權決定的原則；亞投行更重視保持機構的精簡高效，目標是在註冊資本達到世界銀行同等規模時，雇員僅為後者的三分之一。 　　亞投行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坐標能否獲得實質性提升，取決於中國作為主要發起國的行動力與協調力，有賴於各成員國的互助合作，當然，也離不開中美在國際金融產品供給體系方面的合作性博弈。 　　文章最後說，擺在中國面前的重要議題也是超級難題是，既然亞投行的大門對美國開放，一旦美國決定加入，其權益份額和行為空間與中國既有權益份額和行為空間如何有效安排。同樣，美國如何以合適方式加入，或者與其展開有效合作，也是高難度命題。相信中美兩國政經領袖有足夠的智慧解決上述難題。但無論展現何種智慧，雙方的合作性博弈是最基本的政策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