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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中美的偉大鬥爭不可避免

http://www.CRNTT.com   2022-02-02 00:03:22

美國對中國的“接觸主義”具有分化中蘇關係和引導中國民主化的雙重目標，前者非常成功，甚至導致了蘇聯陷入危機和解體；但後者並不順利，遭遇到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上的嚴格警惕和阻斷。美國顯然過分高估了自身的改造能力和影響力，同時嚴重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和中國文化的自主性。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尼克松開啟訪華破冰之旅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始終存在接觸和對抗的二元性和關係波動性。中國領導層從未放棄對自身文化與政治道路的堅持。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中，中方赫然寫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表明中美關係必須經受“壓迫-反抗”的鬥爭和歷史考驗，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鬥爭精神和意志不可侮辱。1974年，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和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發表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這是毛澤東的世界觀和世界體系理論，其中第一世界的美蘇被作為超級大國和冷戰霸權對待，其他發達國家處於依附性的第二世界，而中國確認了自身的第三世界國家身份，做國際正義事業的參與者和引領者。改革開放並沒有真正改變“三個世界”劃分的世界觀和鬥爭哲學。而作為改革開放時代之國家精神標誌的八二憲法，也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政治穩定之錨和國家治理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彭真等在關於憲法修改草案說明中均明確堅定地予以申明。1989年政治風波是重大政治考驗，是“接觸主義”的一個特定政治後果，也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歷史性失敗風潮的波及，是大氣候與小氣候的交織。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因此而失敗或解體，反而更加堅定自身的信仰和道路，更加堅信祇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將社會主義事業堅持下去，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美國對中國推行的長期“東方民主化”戰略以及作為其變種的“接觸主義”，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後面臨根本性的政治失敗和意義挫折。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可能造成“資本家”的主權和專政，也不可能催生一種想象中的“中產階級”公民社會，更不可能單純成為美國資本和優勢技術的長期“血汗工廠”和剝削對象，淪為資本世界產業鏈上的“經濟殖民地”。有兩個關鍵性事件刺激美國作出了改變“接觸主義”的戰略決策：其一，十九大報告及其黨的全面領導、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系統提出，美國看到了一個意志飽滿、鬥爭堅定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全體系的中國，而這個中國的歷史演變與西方民主道路及對美依附性嚴格不相關；其二，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技術主權”的崛起和挑戰，對美國穩固的技術霸權和專利“紅利”造成衝擊，對美國的全球安全網絡和監控體系構成刺穿和壓制的壓力。但美國打壓華為的國家級行動並未奏效，“孟晚舟案”以中國正當維權的階段性勝利告終。在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經濟體系博弈鬥爭的過程中，美國的統治精英產生了所謂“戰略警醒”甚至“中國恐懼”，中國威脅論近些年在美國已無需事實論證即可成為國會立法、媒體論辯與社會商談的“默認”前提。2020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的“新鐵幕演說”宣布了“接觸主義”的歷史死刑，“遏制主義”成為新戰略，中美新冷戰啟幕，且並不以總統換屆和拜登主義政策的某些調整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或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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