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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角七號》政治隱喻引發媚日爭議

http://www.CRNTT.com   2008-12-04 00:20:04

“《海角七號》已經成了一場全民運動，就像炒股熱彌漫時每個人都在談論股票一樣。”“胡同台妹”說。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代班郵差阿嘉、老郵差茂伯、日本女孩友子、機車修理工人水蛙等，為了日本歌手中孝介的台灣演唱會而相聚、爭吵，最後終於上演了完美而充滿深情的演出的故事。其中穿插了阿嘉和友子的愛情以及一場穿越60年的愛戀——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在台日籍教師隨日軍撤退時遺棄了相約私奔的女友，歸日途中，他將愛意和悔意化為文字，但信件直到去世才被其女兒代為寄出。 　　在“胡同台妹”看來，《海角七號》之所以能打動人，是因為它訴說了小人物悶頭努力，富有樂天精神，期盼生命與生活奇跡的所有人共同的情感與夢想。“台灣這幾年經濟不好，政治紛擾，但人民的勤懇努力與單純樸素從未改變。《海角七號》讓他們找到了一個情感宣洩的出口。”“胡同台妹”說。 　　儘管有人被影片中台灣普通百姓的幽默和堅持所感動，但也有人提出，貫穿《海角七號》全劇的，是七封遲到了60年的情書。這一日本元素，成為這部影片受到抨擊的一個靶子。 　　導演：觀衆有各自的價值 　　而《海角七號》受到王豐抨擊的另一點，則是其對“台灣意識”的凸顯。王豐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採訪時再一次強調了他在博客中的觀點：台灣最寶貴的是中國文化的遺產，所謂“台灣意識”、“台灣精神”，不過是“台獨”病毒的轉型。 　　雖然電影一開始的日語台詞，也讓“胡同台妹”有點不舒服，但她一再表示，《海角七號》與“台獨”、日本遺毒毫無瓜葛，她接觸的很多台灣人，也沒有從這個角度去解讀電影，包括她對日本有種“前置的仇恨”的父母。 　　“導演魏德聖在拍這部片子時，窮到要抵押房產，要借錢完成拍攝，甚至最後日軍撤離的那場戲人很少，導演連群衆演員都請不起，哪裡還顧得上在其中植入政治隱喻？”“胡同台妹”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而在本月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採訪時，導演魏德聖被問及在設計電影時是否有“政治”構想，他說：“這是觀衆的延伸。我是用舒服的態度面對，觀衆看了電影有各自的感觸與共鳴，就擁有各自的故事，這是好事，是他們所獲得的價值。” 　　“批判媚日並不是仇日” 　　事實上，這場爭論在台灣已經告一段落。當本報記者打通王豐的電話時，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們可以不談這部電影以及圍繞它的一些爭論，而談談電影之外的社會問題嗎？”電話那頭的他，無論是語氣還是用詞，都非常理智和謹慎，絲毫沒有將電影斥之為“大毒草”時的激揚。 　　“事實上，我不是批判這部電影，我批判的只是台灣人媚日的情結。在讀博士班時，我曾經在討論課上問過一位老師，也問班上的同學：為什麼台灣被日本高壓統治了51年，許多台灣人竟然沒有‘後殖民意識’，台灣人為什麼不懂得恨日本人，卻去恨自己的祖國？我不懂！老師也解答不出這個問題。”在說這話時，王豐才顯出一絲激動。而在博客中，王豐時常流露出對祖國的熱愛。 　　他並不知道，在大陸的網絡上，“大毒草”之爭已經引發熱烈討論。年輕人聚焦的豆瓣網“海角七號”論壇裡，有位網友將王豐的博客地址貼了上去，很快就得到了近百條回複。 　　當然，支持者有之，反對者有之。而網友Claire的回複則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這個問題。他貼了好幾段日據時代的歷史資料，讓網友更深入地了解那段客觀存在的歷史。他認為，《海角七號》並不是媚日情結的反映。“台灣有很多老人都是受日本教育長大的，會說日文、寫日文……日本有些觀念和想法也對台灣影響很深，甚至台灣現在的一些用語，也是由日語衍生的”，因此“台灣對日本，並不是只有愛或恨這麼簡單的感情”。 　　而在電話採訪中，王豐也表現出一種冷靜客觀的態度。“我批判媚日意識，並不是要激起仇日情緒，而是希望能引起人們的反思，如何擺脫‘後殖民意識’，尋找到自己的根。” 　　通過《海角七號》了解台灣 　　對於一些人用政治眼光解讀《海角七號》，“胡同台妹”並不認為這有對錯之分。“人看事物的角度在於他戴了什麼顔色的眼鏡。”她淡淡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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