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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從梁啟超那裡“再出發”

http://www.CRNTT.com   2010-05-06 08:50:20

矗立在新會梁啓超故居的梁啓超塑像 　　中評社北京5月6日訊／近來國內討論新史學、歷史人類學之類的學者，人數漸漸多了起來。這些學術新名目，易於使人肅然起敬，也易於使人聯想到“東施效顰”。新名目下的確幫助了學者創作出他們的佳作。但與此同時，時下與這些新名目相關的研究，卻也有不可否認地存在其不盡人意之處。例如，最近一本關於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譯出版，國內學界便熱烈地討論起文化史來。不少人會回到那本譯作，以求對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過去一百年裡國內前輩採用“文化史”來形容不同於其史學類型者，其實不少。其中，一個傑出的例子，是梁啟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時下國人所言之“文化史”，與任公當年之定義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當年已有“文化史”之論述，緣何我輩又要舍近求遠，到英語世界去“取經”？國人對於“西天取經”的熱衷，恐還是好的解釋。不過這點並不構成一個“禁止”我輩在“本地”找尋學問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寫完於《中國歷史研究法》發表之後一年(約在1922年底)，其副題是“對於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既是“修補及修正”，就不是全盤推翻。這篇文章介於1921年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與1926年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篇》之間。梁啟超的兩部歷史哲學之作之間有全然不同的歷史精神：前者更強調以歷史來“記述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後者則迥異，側重“舊史學”的人、事、物、地方、斷代之專史。《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乃是梁氏從“新史學”倒過來過渡到“舊史學”的橋梁(我給新舊史學打上引號，是因為二者的區分本難斷定)。 　　在這篇值得當下文化史細細品讀的文章中，梁啟超指出，“歷史為人類活動所造成，而人類活動有兩種：一種是屬於自然系者，一種是屬於文化系者”，而歷史中人類“自然系的活動”與“文化系的活動”之間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區別： 　　梁啟超認為，不同於注重“自然系的活動”的一般歷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於它遵循的“法則”，應是非歸納法、非因果律、帶有知識進化之堅持的。 　　在梁啟超看來，文化史有以下三個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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