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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師 與豬為鄰

http://www.CRNTT.com   2010-08-01 10:53:18  


 
  “立這麼一塊碑,我都不知道該和誰商量” 

  “文革”結束後,李賦英再沒去過張季鸞的墓地。但她輕易就能猜出墓地現在的凄涼景象:“從那個時代過來,這些事情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她原本幾乎就要和這段歷史永遠告別了。誰知道1999年的一天,張季鸞旅居香港的孫女突然打來電話,告訴她,一個曾經在《大公報》工作的老人,輾轉找到陵園,卻發現建築已經蕩然無存,墓園又荒又亂,土包也只剩下了半個。據說,這老人在墳前“大哭了一場”。 

  “墓一定要重修,這是我的責任。”這個女孩在電話中說,“我只能拿出一萬元港幣,你能不能幫我做一下?” 

  “我搞了一輩子工程了,這有什麼問題。”李賦英立刻答應了下來。 

  她並沒意識到,這件事做起來要比她所預想的複雜得多。為了批下一塊地,她坐著公交車,從西安市市中心到長安縣縣城,來來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開始,當地政府以為是港商回鄉投資,熱情很高,但結果發現只有一萬港幣,立刻“失望得不得了”。 

  與幾十年前相比,張季鸞的名字再次出現在這塊墓地上時,顯得低調而草率。 

  幾番協商後,李賦英最終拿到了一畝地。這正是當年陵園盡頭墓碑所在的地方。雖然與陵園最初40畝的規模仍相差甚遠,但她已經覺得“很滿意”了。 

  畫出墓碑的圖紙,並沒有花這個水利工程師太大的工夫。而決定在墓碑上寫什麼字,卻讓李賦英猶豫了許久。這不是60多年前,再沒有政要、名士來題字送碑了,這名後輩只能按照子孫給長輩樹碑的口吻,擬了“先父張季鸞先生之墓”幾個字。至於石碑的背面,她把手中的幾本資料翻了又翻,最後選擇了兩條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唁電,放了上去。 

  最後的碑文,是李賦英請自己在水電工程局的一個同事寫的。她專門買了很多飲料送到同事家。請他為自己題寫了墓碑兩面的兩幅字。這個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師不懂書法,只知道自己的這個同事是“陝西書法協會”的會員,作品得過獎,“還在日本的雜志上登過”。 

  至於搭建這個墓碑的工匠,李賦英在村子裡打聽了很久,最終找到做了幾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沒過幾個月,這個經驗豐富的石匠不僅蓋好了墓碑,還從生產隊的飼養室,把陵園裡原來擺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間運回村裡的。當時,因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麼,他就把這張石台丟在了飼養室裡。如今,這張和生產隊飼養的牛、馬、驢子共處了幾十年的供桌,終於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 

  因為小時候常去張季鸞陵園玩耍,邢炳年對於這次重修墓碑的活計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時候,他自作主張,在斜對門的工匠那裡,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寫有“報界宗師”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頂端。 

  這幾個字,是他從李賦英送他的《張季鸞文集》中看到的。“這是周總理唁電裡的話,”已經66歲的老頭兒說起這件事來,露出些不好意思的表情,“我覺得,他配上這4個字是可以的。” 

  李賦英對墓碑上增加的這4個字非常滿意,她還聽從了邢炳年的另一個建議,按照她原先的圖紙設計,墓地的土包應該澆上水泥砂漿,把它整個覆蓋起來,但邢炳年說,被水泥砂漿包裹的墓地,長不出草來,“人丁不旺”。 

  回想起張季鸞年屆五十才得獨子,李賦英心中一動,立刻爽快地答應邢炳年,讓墓地的逆土裸露著,多長些草。 

  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終於立了起來。李賦英沒想到要做什麼儀式,過去幾個月的工作已經讓她精疲力竭了。事實上,就在石碑立起來之後,不少人覺得,上面的書法字體不好看,“不夠正式”。 

  但李賦英堅持,自己“就喜歡這樣帶點草書的感覺”。“我那個同事還得過獎,人家的書法肯定是不錯的。” 

  不過,聊得時間長了,她也會承認,立這塊碑的過程中,自己很多地方都“不知道該找誰商量”。那時,好像沒什麼人在意這個早已荒蕪的墓地,一開始,她甚至把墓碑上張季鸞的逝世年份都寫錯了。 

  無論如何,這片荒了幾十年的墓地又開始重新有了基本的模樣。周圍的村民從墓碑上看到了“張季鸞”的名字,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知道這個墓室的主人到底是誰。但這裡終於有了墓碑,有了供桌,原本裂開的墓地也被重新封好了。 

  當邢炳年把被挖開的墓地重新用石板掩好、封上的時候,這片小小的土坡上突然刮起了一陣旋風。邢炳年堅持認為,這肯定是“張季鸞回來了”。他當時抬起頭,笑著說:“正修著呢,你可就回來了。” 

  邢炳年回憶說,那陣旋風圍著剛修好的墓地旋轉了很久,最後才依依不舍地慢慢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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