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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為什麼我們需要懺悔

http://www.CRNTT.com   2011-08-03 11:03:45

二是從生存環境看，生存艱難造就的“災民理性”，也使得中國人缺乏懺悔意識。“災民理性”是任不寐先生在其《災變論》一書中提出的一個概念，他把“災民理性”概括為：權力恐懼，敵人意識，力量崇拜與狡猾崇拜。我覺得用來解釋中國人的生存法則很貼切。 　　所謂“災民理性”，意指在災民社會裡，由於物質極度匱乏和生活極端不穩定，於是一切為了生存就上升為人生理想，為了生存，可以蠻不講理，可以不擇手段，可以接受任何無恥的任務，幹任何低級的營生。總之，“活著”是人生的最高目標，政治、文化、宗教、習俗等皆是生存手段，是為更好地“活著”服務的。 　　從上述解釋來看，雖然千百年來，災民並不是經常出現的，但由於人口的膨脹、資源的有限，貧窮和生存環境的惡劣卻一直是中國人生活的常態，這就使得中國人的“災民理性”十分發達，並集中體現在所謂的生存智慧上。這些年來，各種形式的“厚黑學”、“潛規則”以及“官場文學”的盛行，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承平時候也許表現得隱晦一些，一旦突發災難和危機降臨，蟄伏於人們心中的“災民理性”便暴露無遺。因此，當一個民族被“災民理性”所支配，懺悔意識就只能是一種稀缺品。 　　看了上面的分析，或許有人會問，“災民理性”是不是與“樂感文化”相衝突？表面看有些衝突，其實兩者恰好互補。正因為中國人深知生存之艱難，所以才更重視現世的享受，也就缺少敬畏。只不過一個側重於物質層面，一個側重於文化領域，但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人的精神元素。 　　“樂感文化”也好，“災民理性”也罷，事實都離不開權力的因素。因而中國人缺乏懺悔意識的第三個因素，要從權力對社會的主宰中尋找。任何一個社會形態，弱肉強食都是存在的，只不過社會進化到現在，對強者有一系列規則和制度約束，儘管如此，也並不能完全消滅強者對資源和權力的占有這一現象。就中國來說，幾千年來，我們是一個權力主宰的社會，掌握社會公權力的人是社會的強者，他們實際決定著社會資源的分配。這導致社會向權力看齊，從而培養了人們的權力崇拜。在這種社會中，掌權者如果能夠成為社會的道德表率，還好說，問題恰恰在於，他們的道德規範並不高於普通人。從過往的歷史看，權力占有者每每在歷史關鍵時刻表現出的行為，與他們對權力和資源的占有是不相稱的。當權力占有者——也包括壟斷知識和話語權的知識分子——沒有表現出對歷史應有的擔當，不願對自己的錯誤反省、懺悔，甚至有意遮蔽歷史真相時，想要作為跟隨者的普通人去認識錯誤，自我懲罰，也不可能。後者的策略是，既然首惡者都不認錯，我也就不必認錯，以此躲避良心的譴責，並在時間的長河中自我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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