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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否已進入“高通脹”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1-09-02 08:05:17

由於弗裡德曼的名言“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在中國的流傳甚廣，認為只要管好貨幣，就能控制住通貨膨脹，因此，中國政府對名義總需求（即貨幣供應量）的管理歷來比較重視，其管理效果總體上也是比較成功的。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十多年時間內，除2009年因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較高外，其他年份M2增速大都被控制在20%以下的水平（15%—16%的年份居多），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經濟平均增速達到10%以上的轉型國家來說，這樣的貨幣增速水平應該是不高的。 　　文章指出，雖然中國對名義總需求方面的管理是相對成功的，但是對實際總供給的管理卻非常不到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很少涉及總供給管理方面的內容，而恰恰在總供給管理方面，我們存在的問題比總需求方面要嚴重得多。在總供給水平出現明顯下滑的情況下，即使總需求保持穩定，實體經濟也可能發生全面性通脹。最近十年，中國先後出現過三次比較嚴重的通脹過程，都在很大程度上與總供給管理不當（而不是貨幣管理不當）有關。 　　由於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國內商品供給實際上有兩個基本來源：一是國內產出，二是國際淨進口（可能是負值），因此對總供給的管理也應該包括這兩個方面。 　　因國內產出方面出問題引起潛在總供給水平下降從而推動物價總水平上漲的事例包括：（1）勞動力工資上漲，導致企業產出意願下降，物價因此出現上漲（成本推動型通脹）；（2）對能源等要素價格進行人為管制，導致要素價格過低，要素部門產出意願下降，同樣會形成成本推動型通脹；（3）對貸款進行管制而導致全社會新增產能不足，使得物價調控效果不佳；（4）企業稅、費負擔過重，也會形成成本推動型通脹；（5）為實現“節能減排”達標，地方政府對高耗能企業拉閘限電，導致鋼材、水泥等高耗能基礎產品產量短期內快速下降， 從而快速推高總物價水平；（6）發改委的“價格約談”同樣會導致企業生產意願下降，最終反而會對物價形成更大壓力，等等。上述事例的共同特征就是抑制國內潛在總產出水平的增長。 　　國內總供給能力不足也可能因國際淨進口增速下滑引起，典型事例是輸入型通脹。輸入型通脹的實質是國內從國際市場獲取有效供給的能力因國際價格的上漲而出現下降，結果導致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由於輸入型通脹的發生機制也是因總供給下降引起，因此，它本質上也是一種成本推動型通脹。 　　對於結構性通脹，典型特征是價格指數商品籃子中的某一類或某幾類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從而帶動價格指數快速上漲。比如目前漲幅較大的消費物價指數CPI，75%左右的漲幅是由食品（大致占居民總消費額的33%左右）價格上漲貢獻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十多年時間內，中國非食品類消費品的月同比最高漲幅僅為3%（2011年6月），而且在大多數時間內，其漲幅都在2%以下。相比較而言，食品價格漲幅要遠遠高於非食品價格漲幅：2003年—2004年那一輪通脹食品價格最高漲幅是14.6%；2007年—2008年通脹期間食品價格最高漲幅達到23.3%；此輪（2010年—2011年）通脹食品價格月同比最高漲幅是14.8%（2011年7月）。因此，中國最近十年發生的三次通貨膨脹過程都帶有明顯的結構性通脹特征，如何抑制食品價格的快速上漲是中國治理通脹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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