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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傳統民變的特殊標本

http://www.CRNTT.com   2011-09-03 09:49:57  


 
中世紀式的“西化”與秦始皇式的焚書

  文化傳播層面的“西化”與制度進步層面的“現代化”雖有聯繫,畢竟絕不是一回事。近代中國歷史的基本趨勢是資本主義化,而不是基督教化,是以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取代傳統帝國的命令經濟和專制政治。就從文化角度講,也應該是從“罷黜百家獨尊一教”轉向宗教寬容信仰自由。無論是獨尊儒術而禁絕西學,還是獨尊耶教而禁絕四書五經,都同樣是愚昧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太平天國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只是個旁生的枝節,並不是主流。因為太平天國儘管比同時的洋務派、後來的維新派、立憲派和革命派都更熱心於基督教——教義很不正統是另一回事,至少你不能說拜上帝教與基督教還沒有儒教與基督教接近吧,但是,太平天國沒有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做任何事。這正如極端敵視基督教的義和團也沒有為儒家文化做任何貢獻一樣。太平天國的基督教狂熱和義和團的反基督教狂熱,“文化”方向似乎相反,制度土壤卻大體一致。

  太平天國印過洪仁玕的《資政新篇》一書,過去它和《天朝田畝制度》一樣被並稱為太平天國的兩大“綱領”,還有許多人為究竟哪一本書更“進步”而發生長期爭論——1950年代主流認為後者更進步,而改革以後認為前者更進步就成了主流。洪仁玕的確是太平天國的一個出類拔萃的傑出人物,他在香港待過許久,對基督教與資本主義頗有了解。《資政新篇》也的確是一篇站在時代前列的文獻,其資本主義色彩至少比同時期的洋務派要明顯。但是洪仁玕本人的實際作為卻遠遠不如洋務派。而這本書對於太平天國本身的重要性,顯然被高估得比《天朝田畝制度》還厲害。不署作者的官書《天朝田畝制度》雖然只是極少人見的內部文件,但作為“旨准頒行詔書”之一它總還是正式文件。而《資政新篇》是洪仁玕個人署名的,也不屬於“旨准頒行詔書”,其影響比《天朝田畝制度》更小。而且這兩個所謂“綱領”的內容又是尖銳對立的。《天朝田畝制度》沒起什麼作用,《資政新篇》就更談不上了。

  而就太平天國的實踐來說,其經濟的保守和政治的專制都比清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這因為是戰時狀態還可以不論,那麼天朝的文化管制更是空前絕後的,可以說比歷史上以焚書坑儒箝制言論著名的秦始皇還要專制得多。她從金田起兵時就對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異端邪說”包括中國傳統的儒家典籍實行封禁焚毀政策,一路焚書砸廟直到南京,定都天京後更實行了“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制度,由官方刊印若干書籍對民眾進行灌輸宣傳,每年印行若干種,每種都附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把此前所出的書目全部開列,從太平天國辛開元年到庚申十年的10年間,按最後一本所附的總目,“旨准頒行詔書”總共出了29種。現在已找到28種。

  此外太平天國末期又出了《資政新篇》等書,由於不再附有“總目”而不詳總數,但已發現的有10種,連同以上29種,又以其中的《歷書》實為不同年份的4種,所以一般通稱太平天國官書今天所知的共42種。儘管後期不附總目後所出的書今人未見的應該還有一些,但考慮此前天國全盛時出書節奏也不過如此,後期瀕臨滅亡時量無出版反而更繁榮之理,這些未見之書不會很多。因此,在太平天國存在的14年中它總共出書不會超過50種。

  這些書中包括經過改編的基督教聖經新、舊約(稱《新遺詔聖書》、《舊遺詔聖書》),《孫子》、《吳子》、《司馬法》等傳統兵家著作删改的匯編(稱《武略》),連續出版的《頒行歷書》,中譯基督教傳道書的節本《天理要論》,天朝自編的童蒙教材《三字經》、《幼學詩》,其它大部分是太平天國的各種典章制度如《太平禮制》、《太平軍目》、《太平條規》,宣傳品如《太平救世歌》、《天情道理書》和天父天兄天王的語錄,以及天朝官員撰寫的政論文集如《建天京於金陵論》等,即基本上都是官方政治宣傳品和規章制度類讀物。號稱“旨准頒行詔書”其實與中國傳統詔書只指皇帝發布的文告不同,由於太平天國認為他們的這些出版物都是宣傳上帝的旨意、天國的真理,所以都叫“詔書”、“天書”,後來的研究者則稱為“太平天國官書”。它們基本上都是字數不多的小册子,如今天最著名的《天朝田畝制度》不過才3000字,相當於今天一短文。可以推測所有這些讀物加起來大約也不到30萬字左右,不過與今天的一本書相當。這幾乎就是煌煌天國14年裡的全部“文化”積累。而對除此而外的豐富文化遺產,它又基本上採取拒絕和禁毀的態度。而且楊秀清還相對開明一點,楊秀清死後洪秀全禁書焚書更加變本加厲。不僅禁了偶像鬼神,禁了諸子百家,甚至禁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名人大事,到最後連當年自己為反清而稱道過的明代也不許提了,“以示他們的事業與前人無關”。因此可想而知,說太平天國是一片文化沙漠應該不算過分。

  太平天國的“西化”還不僅表現在宗教方面,它的歷法即所謂《天歷》也完全棄絕了中國自古以來的陰歷為主,陰陽結合的傳統,而採用西方式的“純陽歷”,不顧朔望,只合節氣,而且引進了西方的禮拜日概念。但它卻是一種最原始的“西歷”,比古羅馬時代的儒略歷還落後,一年12月366天不會置閏,沒幾年就產生了相當的誤差。為何西歷都置閏,天歷卻不置?據說是因為洪秀全特別喜歡一刀切的規範化。西歷小月30日大月31日取代了中歷的朔望月,但西歷的2月卻顯得“不規範”,洪秀全比西歷還西化,不接受這種“修正主義”,(就像我們的領袖曾認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比人家更正宗)於是就出現了這種更加正統(其實是更加原始)的“原教旨西歷”了。

  所以,太平天國的“西化”並不是近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倒有點像“西方的中世紀”化。這當然有悖於歷史潮流。人們通常把帶有制度進步意義的“西化”叫做“啟蒙”(當然,這個詞如今引起了爭論),但洪秀全的“向西方尋找真理”(毛澤東語)恐怕不能這麼說,叫做“蒙啟”(蒙昧的開始)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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