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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焦慮

http://www.CRNTT.com   2012-08-07 10:32:03

城市農民工:有塊地方擱下鋪蓋就是家 　　中評社北京8月7日訊／在快速轉型的中國，幾乎所有的社會群體都對社會身份、社會環境、社會預期缺乏一種安全感和確定感，因此中國可能正處在全民焦慮的時代。但對於不同群體而言，其焦慮的範圍、對象和程度卻有很大的區別。 　　學習時報發表中央黨校科社部王道勇文章認為，如果從焦慮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看，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焦慮尤其需要關注，理由主要有三點： 　　一是新生代農民工身兼流動性和弱勢性這兩大風險性因素。目前，全國新生代農民工約有8500萬，占全國農民工六成，已經成為農民工的主力。新生代農民大多流動進城生活工作，是城市中最弱勢的群體，社會地位可能還不如城鎮“低保”戶。“流動”意味著一種不確定、不穩定的變化狀態；而“弱勢”則意味著底層生活和進行抗爭的風險。如此龐大規模的青年人口處於這種流動的、弱勢的狀態，所蘊含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風險都是難以估量的。2011年在廣東增城、2012年在廣東中山先後發生了本地人與外來農民工大規模對峙事件，青年農民工就是事件的主要參與人群之一。 　　二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面臨的焦慮具有全面性和累積性。100多年前，社會學家齊美爾就發現柏林市民的焦慮問題；經濟學家劉易斯也說過：“置身於市場經濟中的民眾無人能預測社會制度中的各種動力，以及伴隨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等，總是惶惶不可終日。”也就是說，焦慮並不可怕，這種現象過去有，現在在發達國家也很常見。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同群體焦慮對象應當各有側重，但是新生代農民工卻幾乎所有方面都在焦慮：作為一個青年群體，會因為買房、社交、結婚甚至交通擁堵而有生活焦慮；作為一個知識群體，會因為職業選擇迷茫、職業夢想難以實現而有工作焦慮；作為一個邊緣性群體，會因為社會保障缺失、訴求難以表達等而有安全焦慮；作為一個追夢群體，會因為精神需求難以滿足、前途方向不明而會有發展焦慮。正因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焦慮是全面的，擺脫焦慮的難度就會大大增加，社會焦慮也就具有了很強的累積性，甚至有可能進行代際傳遞。 　　三是應對新生代農民工焦慮的制度安排和個體經驗嚴重不足。這一方面根源於我們這個時代，因為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和成長的時間段正是中國改革最為頻繁、變動最為劇烈的時期，提升群體安全感的制度安排有的缺位，有的形同虛設，群體心理的疏導機制更是極少有人關注；另一方面也跟個人有關，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上都是所謂的“三門”群體，即從家門到校門再直接到廠門，涉世不深，社會閱歷不足，遇到挫折後就可能反應激烈。譬如，2010年深圳富士康公司13名年輕員工自殺，最小的17歲，最大的也才28歲，讓我們在為強勢資本憤怒的同時，也不禁為逝去的年輕人扼腕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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