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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訓傳》重見天日 武氏後人曾被抄家

http://www.CRNTT.com   2012-08-24 12:06:54

說教式批判 　　1951年毛澤東發動對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的批判後，江青和“武訓歷史調查組”前往柳林鎮採訪調查。“我聽說有的老人一聽總問武訓如何不好，就不理會，走了。前兩年聽說江青他們找楊百祥的父親訪問，都急了：他怎麼總說武訓好話？！”武德富對筆者說。 　　這個立場先定的調查後來飽受詬病。調查組完成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將武訓定性為“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並和當地造反起義的宋景詩做了對比：“對於宋景詩和武訓這兩個‘歷史上的人物’，勞動人民的態度是十分清楚的。他們對前者是欽佩的，懷念的；對後者是蔑視的，不屑一談的。他們稱黑旗為‘咱黑旗’，他們稱武訓為‘武豆沫’。” 　　而按照武玉泉的說法，宋景詩在當地口碑並不好，他占領的地盤不管好地孬地都一樣納稅，當地經常用來形容“壞人”的一句話是—“你是宋景詩做的”！ 　　1951年，傳統的價值判斷都被顛覆了。 　　按武玉泉的回憶，他所在的柳林鎮武莊雖然也有村幹部傳達相關指示，但他們生活並未受到太大衝擊。 　　武訓批判，彼時更多在政界與知識圈展開。位於柳林鎮的平原省立武訓師範學院，對此也進行過討論學習。 　　筆者在冠縣檔案館查閱到的這份武訓師範學校《討論批判武訓問題總結報告》（1951年6月15日），顯示出當時在全校師生間開展武訓批判的策略，及其相對於其他政治運動的溫和性。 　　平原省立武訓師範學院，當時布置學生閱讀有關武訓批判的文件，同時還讓教職員進行學習，討論批判，再經學生討論，提出意見，最後集中糊塗思想，作報告批判。 　　具體的策略包括：教職員要先學習相關文件，做研究，統一思想，再領導和幫助學生學習和解決疑惑，這樣易於奏效，同時也提高了教員自身的認識；“必要時自己作檢查，作向真理低頭的表率，啟發學生接受真理，如發現學生說‘老師轉變太快’的思想，即告他說明自己思想轉變過程，使他不懷疑。”“啟發報告，讓學生敢說心裡說（話），大膽懷疑，才能多提出意見，逐漸討論幫助解決。” 　　當然每一次運動缺陷和不足也總是需要檢討的。在這份報告中，他們就承認，“暴露了我們在教學中結合實際不夠，一遇實際問題，批判能力很低，以後要努力，將課本知識運動到實際中去，提高批判問題的能力。” 　　在討論過程中，擁護武訓的學生會提出各種問題，與組織者辯論。譬如，當組織者表示武訓辦義學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應予批判時，學生會接著追問：識字比不識字好，還是武訓有功勞，封建教育不好，但是武訓辦學教給識字啦！ 　　組織者會耐心告訴學生，文字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定的反動的封建政治教育在裡面。封建教育的“三字經”和“三綱五常”的大道理，以及其他更詳細、更深刻的經書，對人民的麻醉性也就更大。“他們企圖教育人民服服帖帖當他的奴隸，便於他統治，他可好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教老百姓永遠不能翻身。確實也統治了四千多年。” 　　他們還與日本侵華進行類比：日本侵華大肆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八年中人民死的死了，生者顛沛流離，“八路軍、蘇聯紅軍打得日本投降了，逃跑了，留下的兩條鐵路是好的，但不能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功勞，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負（副）作用。同樣‘識字好’，那是封建教育的負（副）作用，不能認為統治者辦學有功勞。” 　　在“科學的歷史觀”的影響下，全校師生“再不盲目地崇拜歷史人物了。看他一生的事業對人民有好處還是對統治者有好處，對不同時代的人，能用不同的歷史條件，衡量他在當時對人民有功績否？對歷史有無推動作用？對生產力的發展有無推動作用？（以此）來評判歷史人物。”“經這一階段學習，全校師生在政治上是一個提高，思想上也比從前澄清了好些。” 　　這是上世紀50年代柳林鎮的武訓批判實況。報紙上的文字並不能深入到這裡識字不多的農民那裡。 　　武玉泉的父親還是勞動模範，他本人也在上世紀60年代初成了一名教書匠。作為武訓後人，他們會受到一些影響，但似乎並不大。一直到“文革”爆發，迅猛的政治運動，才讓他們因武訓而失去了正常生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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