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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國

http://www.CRNTT.com   2012-10-23 14:46:37

莫言的姑姑，也是莫言獲獎作品《蛙》中做婦科醫生的姑姑的原型（圖/本刊記者 薑曉明） 村裡人的觀念依舊是傳統的重男輕女，即使面臨高額罰款，不少人家仍想生二胎。《蛙》就是以新中國60年的農村生育史為背景（圖/本刊記者 薑曉明）   現實的國 　　在高密那家酒店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法新社記者提問時，莫言說：“作家的寫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對著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運，研究人的情感，然後做出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些人讀過我的書或者在座的朋友們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的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非常淩厲，是非常嚴肅的。我在80年代寫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我認為的一切的不公正現象進行了批判。” 　　1984年，莫言的四叔趕著牛車給糖廠送了甜菜後回家，在路上被給公社書記運貨的卡車撞死了。對方只陪了3000塊錢就將四叔家人打發，這讓莫言非常憤怒，他曾給大哥寫信，想回家打官司，替四叔討回公道。 　　1987年春節，回家過節的他在《大眾日報》上看到山東蒼山縣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因為蒜薹而引起的群體性事件。因為政府的不作為，蒜薹賣不出去，農民一怒之下燒了政府的辦公樓。 　　莫言將這兩件事情聯繫在一起，以此為基礎，寫出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創作這部小說，他只花了35天時間。他曾經回憶寫這部小說的初衷：“這本書裡有我的良知，即便我為此付出點什麼，也是值得的。我一貫認為小說還是應該離政治遠些，但有時小說自己逼近了政治。寫這樣的小說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小說中描述的現象在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樣板。” 　　1988年秋天，美國漢學家葛浩文來中國訪問，找到莫言，希望翻譯《天堂蒜薹之歌》。此後，葛浩文成了莫言作品最重要的英文譯者，讓更多的西方讀者知道了莫言，為他日後獲得瑞典學院的認同打下了基礎。 　　這一年，莫言開始在北京師範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作家碩士班裡學習。他當時的碩士生導師童慶炳在莫言獲得諾獎之後，向本刊回憶了這位學生。莫言的碩士論文《童年經驗與文學創作》就是在童慶炳的指導下寫的。“莫言不是一味照抄魔幻現實主義，應該說他的起步就是寫現實，莫言不是洋派的魔幻現實主義，他繼承了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又有他自己的創造。他把山東的民間藝術帶進小說中去，形成了新的特點。” 　　童慶炳非常讚賞莫言的《蛙》。“這是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非常難寫，不了解農村生活，根本寫不出來。” 　　在高密東北鄉紅高粱大道旁的一個院子裡，我見到了《蛙》裡面做婦科醫生的姑姑的原型管貽蘭。在現實中，她就是莫言的姑姑。她給我們講了莫言當初如何從她這裡獲得寫作素材的經過。我問她，你怎麼看計劃生育政策？管貽蘭說，經我的手做人流打掉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個，以前我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對的，現在，我覺得應該改變了。 　　除了姑姑，對莫言創作影響更大的是他姑姑的父親，也就是他的“大爺爺”。他從小便從大爺爺那裡聽來各種故事，這些故事日後成了他的小說之源。“我爸爸曾經跟我說，鬥（莫言的小名）將來會成為大人才，我是看不到了，你們能看到。”管貽蘭說。 　　在諾貝爾文學獎宣布結果的那個傍晚，管貽蘭的兒子王炘開車去往表哥莫言家，要給他送一個給小外孫量體溫的體溫計。晚上7點，王炘從廣播裡聽到了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上樓之後，他在門口碰到莫言，他說：哥，你太偉大了。莫言只是笑了笑。 　　當天晚上6點40分左右，莫言便接到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秘書長的電話，得知自己獲獎的消息。距離晚上對外宣布獲獎者的7點鐘還有20分鐘，這20分鐘是莫言既能享受喜悅，又能享受平靜生活的最後時間。20分鐘之後，不管他願不願意，他的人生已經被不可逆轉地改變。 　　他從中國作家中被選出來，站在了燈光耀眼處。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有一批作家，都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人們經常提到的用來與他比較的一位就是他在北師大讀作家碩士班時的同學餘華。這個班上的同學還有劉震雲、遲子建、畢淑敏等。這是一個作家明星班。 　　童慶炳回憶：“1988年，我在北師大研究生院擔任副院長時，親自給教育部草擬了這樣一份報告，我認為中國應該發展新世紀的文學和青年作家。各個地方都有很多訓練班，都是沒學歷的，我要求辦一個有畢業證有學歷的、由北師大跟魯迅文學院合作的研究生班。” 　　這幾天，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接到許多學生的祝賀短信和郵件，“祝賀我的預言實現了。”10年前，張清華就說，10年內，當代作家中，要麼莫言，要麼餘華，將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們業已有大量作品翻譯成世界各種語言，並且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他們倆人的作品最容易為西方讀者和知識界所接納。莫言的小說有著最為濃郁的東方文化、地域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含量，有著最為奇特的想象力，符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條規則。餘華的小說則總是用了最簡練簡約和最精確乾淨的叙事，傳達了人類共同的主題——人性的黑暗與溫暖，他小說中的民族性幾乎被删除乾淨了，但這也使其更具有人類性。一個是加法，一個是減法，殊途同歸。這是我看好他們的理由。” 　　作為作家碩士班的學生，莫言度過了80年代的最後一年和90年代的最初兩年。這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分水嶺，作家的地位在此前後被分割成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1990年暑假，莫言陷入困惑。“腦子裡似乎什麼也沒有了，找不到文學的語言了。我想我真是完了，我的創作能力已經徹底沒有了。”這一年，最詭異的是，他用戲說的形式改編了《沙家浜》，寄給《花城》雜誌希望發表，結果被退稿。 　　第二年暑假，莫言去了一趟新加坡，碰到台灣作家張大春。張大春向他約稿，在台灣發表。在假期裡寫了16個短篇之後，他感到開始恢復講故事的能力。 　　當莫言在1993年發表了他個人非常滿意的《酒國》之後，四周悄無聲息，人們幾乎把他遺忘了。那個時候，最被人關注的長篇小說是《廢都》和《平凡的世界》。 　　《酒國》裡已經沒有“高密”這個詞匯。莫言構建的王國開始動搖。而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文學已經從殿堂裡跌落，沒入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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