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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對一二八事變日軍侵華的態度有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3-04-14 10:26:46

魯迅之所以不願意記，並非如批評者所說是因為面對日軍侵略很“平靜”，而是恰恰相反 　　魯迅對這五天，沒有留下只言片語的記載。但許廣平難得留下了一段回憶。據《魯迅回憶錄（手稿本）》，許廣平回憶道： 　　“這時我們看到內山書店中人忙亂不堪：日本店員加入了在鄉軍人團做警衛工作，店內不斷燒飯制成飯團供應門外守衛的軍人進食。（注：《回憶錄》中將“日本店員加入在鄉軍人團，並燒飯以供軍人”的文字删除）我們則呆蹲在樓上鬥室中，照顧著孩子們不聲不響，不哭不鬧地度日如年。而耳邊的槍炮聲，街頭沙袋的守衛踱步聲，以及隨時有巷戰可能的、緊張的、默默無言的，然而又互相領會其情的，卻又不便深問的情緒雜然糾纏在一起的難以名狀的味道，卻真是不好過極了。” 　　內山書店在當日既是魯迅全家的避難所，同時也是日軍進攻中國的據點。這種尷尬的錯位，或許正是魯迅不願提及2月1日至2月5日自己之所在的原因。留給自己看的日記以“失記”搪塞，或許與許廣平相通的那種“難以名狀的味道”是主因；而在給友人的書信中絕口不提這五天的行蹤，或許就有避免引起誤解及維護個人名譽的考慮在其中了。至於學者的質疑：“原來魯迅一家在內山書店是這個‘待遇’，原來魯迅先生在這個‘待遇’下是那麼平靜”——卻是沒有道理的，2月6日，魯迅全家從充當日軍據點的內山書店搬到英租界內的內山書店支店，其“待遇”仍然是“十人一室，席地而臥”，但魯迅已不再忌諱在日記及書信中談及，可見“待遇”如何不是魯迅提不提這段事的緣由，避難所身份的錯位尷尬，才是主因，英租界的內山書店支店，沒有了這種尷尬，魯迅自然也就不再忌諱提及。 　　魯迅當日在內山書店的五天，心情究竟如何？雖未見魯迅直接談及，但書店1932年的一位常客杉本勇乘的一段回憶，卻似乎很能揭示魯迅當日的耿耿於懷。杉本勇乘回憶道：“有一天，我在共同租界的雜貨店購買了一把竹制的玩具水槍和一個玩具火車頭，想把它們送給魯迅的公子作禮物。這一天魯迅正在內山書店裡面的椅子上坐著。我說：‘這是送給您生病少爺的小禮物。’魯迅接過去後對我開玩笑說：‘你雖然身穿和尚服，還是日本人哪！還是帶著槍來的嘛！’”杉本勇乘的這段回憶，在魯迅日記1932年12月30日可得到佐證，魯迅記道：“勇乘師贈海嬰玩具電車、氣槍各一。”魯迅後來也曾承認“對杉本氏有些出言不恭”。由此種耿耿於懷，不難看出，批評者雖認為魯迅目睹日軍之侵略“那麼平靜”，但事實卻恰恰相反，正因為魯迅“無法平靜”，才有了連續五天的“失記”，以及五天後的搬往英租界。 　　所謂“邀妓”， 不過是花一塊錢和一個妓女說了大約20分鐘話 　　至於2月16日的“邀妓”事件，魯迅日記說得相當簡略：“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寶泰飲酒，頗醉。複往青蓮閣飲茗，邀一妓略來坐，與以一元。”批評者說：“魯迅日記中這句話與上句‘頗醉’之間是句號，因此此次‘邀妓’可能僅是魯迅一人去了，如果把一大家尤其是夫人帶去了，邀妓不僅於小孩不宜，恐怕也與夫人有礙。”這種揣測，其實是不了解魯迅日記原稿是沒有標點的，所謂“這句話與上句‘頗醉’之間是句號”，不過是後人校對出版時所補加的標點罷了。至於魯迅去青蓮閣，究竟是一人，還是多人，已是一個搞不清的問題。 　　魯迅去青蓮閣的目的，或許純粹只是為了飲茶。青蓮閣是上海久負盛名的老字號茶樓。魯迅當時避難所居的內山書店支店坐落在四川路上，靠近三馬路，距離四馬路上青蓮閣非常近。過了很多天“十人一室，席地而臥”的困頓生活，連續跑了幾天書店收回一些稿費的魯迅，在15日、16日連續兩天帶家人去同寶泰改善生活，乃是人之常情，飯後就近去這一座有名氣的茶樓飲茗，也不算奇怪。何況魯迅也確有飲茗的習慣，其日記中多有此類記載，如1927年1月20日，“同伏園、廣平至別有春夜飯，又往陸園飲茗”；1929年4月5日，“午後同賀昌群、柔石、真吾、賢楨、三弟及廣平往光陸電影園觀《續三劍客》。觀畢至一小茶店飲茗。”青蓮閣本身並不經營娼妓。其二樓為茶座，樓下是集游藝、雜耍、唱曲和攤販於一體的小型游樂場，兼售西點、花卉、蟲鳥。但確實有許多妓女在青蓮閣攬客，據豐子愷說，“到四馬路青蓮閣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她們都有老鴇伴著，走上樓來，看見有女客陪著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見單身男子坐著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說長道短，目的是拉生意。”魯迅或許就是如此在喝茶時碰上了攬客的妓女。日記中所謂“略來坐，與以一元”，也完全符合當時的行情，據艾蕪講，“我們在上海的人，早就知道，到妓女那裡，吃一杯茶，談二十分鐘話，給一塊錢就走，這種風習稱為打茶圍。”艾蕪“一二八”期間也曾在四馬路附近有過一次被妓女纏上，不得不花上一塊錢打個茶圍的經歷，他提供的價位，應該屬實。“談二十分鐘話，給一塊錢就走”，與魯迅日記“略來坐，與以一元”，是完全一致的。 　　但或許也有別的可能。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老幹部於海1931年底就是在“四馬路一家茶樓去(可能就是青蓮閣)”里通過秘密接頭完成入黨儀式的；1933年魯迅和蘇區來的成仿吾見面，所約之地也是一家咖啡店。但具體到1932年2月16日的這次“邀妓”事件，這樣的可能性恐怕不大，畢竟，若是秘密工作，讓一個妓女在一旁見聞並不合適。 　　當然，定要如批評者那般將魯迅去青蓮閣理解成純粹是奔著妓女去的，也未為不可。但這次“邀妓”事件，其一，結果是清晰的，不過是花了一塊錢，和一個妓女邊喝茶邊說了大約20分鐘話罷了，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其二，這件事情關乎的只是魯迅的個人“私德”，與其在“一二八事件”中的“公德”，沒有半毛錢的關係。評價歷史人物“私德”、“公德”不分的陳舊邏輯，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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