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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明:我相信中國文化不會死

http://www.CRNTT.com   2013-09-04 14:36:15  


 
  杜維明:我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個啟蒙老師,叫周文傑。他現在已經80多了,身體不好,認不得人了。當年他教我《四書》,學生就四五個人,跟私塾似的。他講《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我不懂;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我也不懂,但覺得好像很深刻,高不可攀,跟我們的生活也沒什麼關係。但是他講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我就覺得很有道理。下面再講修身要誠意,我直覺到這是我要的。就這樣,我對儒家就有感覺了,而且一直就沒有變過。後來,周老師就介紹我去見他的老師牟宗三,我就在暑假去聽牟先生的課。

  當時,牟先生不能進台大,因為台大哲學系都是五四以後的那些自由主義者的舞台,以殷海光為主,牟先生雖然是北大熊十力先生的學生,但他講儒家,台大絕對不能讓他進去。我聽他課的時候他在師範大學中文系,所以到現在,在台灣從事儒家哲學研究而極有成就的一大批人是中文系出來的。後來,他到了一個剛剛成立的很小的大學,叫東海大學,他到那裡是受徐複觀先生的邀請,徐先生在那裡做系主任。

  他在師範大學講哲學,大約只有十幾個學生。他講課邏輯性非常強,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很精彩,學生問的問題非常尖銳,甚至很不禮貌,他完全不介意,完全是思想的交鋒。學生之間的互動也是一種學問,都是對話、討論、辯論。這對我影響很大。後來唐君毅先生來了,大家一起在淡水的竹林喝茶論學。那時候唐先生在年輕人裡面已經有很大的影響力,他的書,都是哲學意味很強的,但是又很有感情。他說,中國文化花果飄零,我們需要靈根再植。他還說,中國文化、儒家精神就是他的根,只要每個人從心靈上面認可儒家、研究儒家,中國文化就不會死。他氣魄很大。東海大學1957年建立,那時我17歲,我就決定要考東海大學,後來就跟了牟先生。牟先生他們那時候都是四十幾歲的人,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非常了不得。我們大三的時候,八九個同學慶祝他50歲生日。

  CE:不過後來你對牟先生的一些提法也並不是很認可,比如說從儒家傳統開出民主、科學的學術路向,比如他有名的“良知坎陷”說。整體上來講,現在你如何評價包括牟先生在內的台灣新儒家?

  杜維明:很多人說我現在是新儒家的代表,我自己不認為應該把我定義成新儒家,原因很簡單,儒家雖然也有開陳出新、溫故知新的觀念,但儒家對“新”本身是有戒心的。自西化大潮來了以後,中國人都提倡新,一談到舊好像就是反動的。但以前朱熹與人講的都是“共商舊學”,對“舊”字抱持非常莊嚴的態度。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他是罵“今”的,這是有非常深刻的意義的。

  “新儒家”這個詞其實是中國大陸提出來的。1987年,中國教育部花了很大一筆錢組織海外新儒家研究,中國社科院方克立先生牽頭。方克立做了一個決定:18個院校,47個教授,大家都來研究新儒家。他們經過討論,確定了10個新儒家代表人物,這10個人是兩代人:一代是從1919到1949年以思想家為主的5個人,有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賀麟。這幾位除了熊十力以外,我全見過。然後他們又選了5位是1949年以後的人。那時候大陸當然就沒有儒家了,所以選的全是到台灣去的人,就是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錢穆、方東美。

  新儒家發展到今天,經過了三代兩傳,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有連貫性,這就成為了傳統。當代儒學的復興為什麼力量比較大呢?因為這三代人存在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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