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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伍”的魯迅

http://www.CRNTT.com   2013-09-16 14:30:15

吳中傑：我以為這六個人的遭遇，可以代表堅持魯迅文學路線者的歷史命運，所以選擇他們作《魯迅後傳》的主角。 　　時代周報：蕭軍獨立不羈的個性，你認為從哪些細節中反映出來？他的命運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什麼典型意義？ 　　吳中傑：在強調文藝要服從政治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他敢於提出作家要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在批判王實味的大會上，他敢於發表不同的意見；在遭到眾人圍攻時，他敢於站出來辯論、對抗。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如果中國作家都有這種精神，中國文學也就會是另一番面貌了。 　　時代周報： “胡風事件”作為影響日後中國文化的重要事件，你認為發生的原因何在？ 　　吳中傑：主要是由於缺乏民主與法制。作家應該有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在文藝思想上強求一律；何謂“反革命”，應該有法律上的明確規定，所謂“罪證”，應該允許法庭辯論，不能由領導說了算。“胡風事件”的出現，說明當時中國實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扼殺了文化上的生機。 　　時代周報：馮雪峰與周揚的矛盾，個人的因素重要嗎？還是有什麼外因？對整個文壇產生了什麼影響？ 　　吳中傑：馮雪峰與周揚的矛盾，有個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還是文藝路線上的分歧。馮雪峰走的是魯迅所開辟的現實主義文學路線，強調敢於直面人生，敢於正視現實，反對按照政策來寫作品，因為政策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生活本身；周揚則強調文藝服從政治，提倡文藝寫政策，只從政策的角度來要求文藝作品。這是他們的根本分歧，也是問題的實質所在。在當時的形勢下，馮雪峰是必然要遭到批判的，但這樣一來，文藝也就變成了政治的工具，路子愈走愈狹。 　　時代周報：黃源一生在文藝與政治的夾弄中，能否堅持早年的信念？ 　　吳中傑：黃源由於多年來受到部隊文化工作的熏陶，他還是想用文藝來適應和服從政治需要的，他只是想保持一些文藝的特色，使之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現實中，就是這一點也不允許，所以他在文藝與政治的夾弄中落馬了。 　　時代周報：巴金在1949年以後17年的創作生涯，經歷了什麼樣的掙扎？晚年為什麼提倡“講真話”？ 　　吳中傑：1949年以後，巴金一面想適應新的政治要求，努力改造自己，一面又想使自己的創作保持一點文藝的特色，想反映一點真實的情況。這樣，他就進行了苦苦的掙扎，結果還是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而不斷受到批判。也就是在不斷的批判中，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衝擊，他終於省悟了，在思想上擺脫了桎梏，而重新提出了“講真話”的口號。這其實是五四新文學的基本精神，是魯迅早就提出過的，但後來在“文藝必須服從政治”的要求下被淹沒了。巴金在“文革”以後重新提出這個口號來，還是具有時代意義的。 　　時代周報：寫完《魯迅的抬棺人—魯迅後傳》，你如何反思書中這“六條漢子”在歷史漩渦中的命運？ 　　吳中傑：他們的悲慘遭遇，實在並非偶然。因為魯迅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品格，反對“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提倡文學的真實性和批判性，反對“瞞和騙”的文藝；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卻絕不屈從於政治。這幾位抬棺人沿著魯迅的道路前進，繼承他的文學事業，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呢？ 　　時代周報：魯迅身後引起的思考與爭議從未停息，你認為魯迅精神在當代還有什麼價值？ 　　吳中傑：在現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多的還是隨大流的人物，因此，正需要魯迅所倡導的獨立精神，需要他的思想深度。這就是魯迅精神的當代意義。 　　（2011-07-21 02:41:30| 時代周報 | 139期 |　記者 李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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