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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又一輪增長

http://www.CRNTT.com   2014-03-27 07:46:26

建立上海自貿區，也是中國應對“世情”重大變化的戰略舉措。這個世情，就是全球治理體制的變化。 　　中評社北京3月27日訊／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階段。值此戰略轉型的關節點，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更應靜觀其變、平心靜氣、小心翼翼。 　　全球危機步入“新常態” 　　人民網刊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文章表示，正在展開的本輪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場非常深重的危機，其程度之深，堪比上世紀30年代危機和70年代危機。用長周期的眼光來分析此次危機，我們就會看到，危機之前，全世界曾經產生過資本主義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經濟發展的上升階段。這個階段，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一直到這次危機之前，長達近20年。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同時並存。而且，同過去不同，此間，各類國家都獲得相當程度的發展。發達經濟體增長總體比較平穩，自不待言。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的新興經濟體，其增長速度之高，持續時間之長，更令世界矚目。在拉美地區，經歷了70年代“失去十年”的困頓之後，各國經濟也真正得到恢復和發展，現正方興未艾。非洲地區尤其突出。自從民族獨立之後，那裡的經濟一直沒有經歷過像樣的增長，而在過去的20年中，非洲的增長開始進入正常軌道。 　　然而，危機之前全球長期增長的歷史，也帶來了一些誤解。最大的誤解就是，有些人誤以為如今世界這麼美好，都是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以至於有“歷史終結”的妄言。 　　歷史並未因人們對其誤讀而改變自己的軌跡。長期繁榮之後，長期的衰退接踵而來。2007年開始的全球危機，結束了本輪經濟長周期的上升階段；至今雖已過去了6年，但仍無恢復的明顯跡象。作此判斷的根據有二：其一，導致危機發生的主要因素，即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財政結構和金融結構的嚴重扭曲，基本依然故我；其二，在救助危機的過程中各國相繼推出的超常規調控措施，在防止危機產生多米諾骨牌死亡效應的同時，也逐漸顯現出巨大的副作用來。過度的貨幣供應、政府債台繼續高築、鬆懈的市場紀律、以及社會動蕩愈演愈烈，便是其中最顯著者。 　　因此，美國的財政、債務及經濟危機，歐洲的債務和經濟危機，以及日本的政府債務和經濟危機等，都將長期持續。我們判斷，5到10年後世界經濟是否能夠恢復正常軌道，還需要各國共同努力。 　　這一判斷在國際社會上可以找到諸多印證。例如，2013年2月在俄羅斯結束的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就確認了這一趨勢。會議公報稱：“由於政策不確定、私人去杠杆化、財政拖累、信貸中介受損以及全球需求仍處於再平衡過程中，全球經濟繼續表現疲弱。”就是說，如果各國宏觀政策不能回歸穩定、私人去杠杆化進程未能最終完成、財政懸崖問題依然不能得到決定性緩解、金融功能不能真正恢復、各國間的國際收支尚未重歸均衡，危機就將仍然繼續。 　　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全球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傳統上，經濟危機可能表現為連續若幹年的負增長，但是，由於大劑量的調控政策被強力推出，現階段的危機並不表現為負增長，而是表現為經濟增長在低水平上波動、全球流動性過剩、大宗產品價格和資產價格變動不居、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等等。我們應當學會在這種新形勢下生活。 　　新的“貨幣戰爭”已然開始 　　文章稱，危機既然在持續，各國間為爭奪最好的恢復條件的明爭暗鬥自然盛行。在此情勢下，新的“貨幣戰爭”事實上已經開始，我們可以從“量”和“價”兩個角度，清楚地觀察到它的產生和發展。 　　就量而論，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全世界的貨幣當局幾乎都在印鈔票“放水”：美聯儲4次數量寬鬆在前；歐洲央行啟動最後貸款人機制隨後；安倍政府立足未穩，日本央行便在其脅迫下，在不到2個月的時間內，使日元對美元匯價下降7%，對一攬子貨幣匯價更急降20%；中國亦未“免俗”，自2009年推出4萬億投資以來，一直受困於貨幣信貸供給過多——M2走勢重攀高位並一路上升，形成令人生畏的“堰塞湖”。再加上密如蛛網的各國央行間的貨幣互換，這個世界實際上已經處在貨幣泛濫的洪水之中。但是，為了解救危機的燃眉之急，各國政府依然熱衷於放水，大有“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之勢。這些事實說明，新的貨幣戰爭事實上已經開始，不過是採用了新的形式，憑籍新的借口而已。 　　就價而言，在各國競相實施數量寬鬆貨幣政策的條件下，各主要國家貨幣間的匯率也變動不居，出現了競爭性貶值趨勢。匯率變動，因此成為影響各國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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