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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的心理邏輯

http://www.CRNTT.com   2014-04-10 12:17:40

相較其他大國，俄國對外戰略對沙皇個人素質與見識的依賴性更強，而尼古拉二世在日俄戰爭及1905年革命中的表現已經證明：他既無扭轉乾坤的才幹，也不願因改良體制犧牲專制權力。他把賭注押在進軍巴爾幹、加速肢解土耳其的輪盤上，並認定需要拉攏彼得堡對抗柏林的英國將按兵不動。恰好奧匈在1908年魯莽地宣布吞並波黑，引發俄國在該地區最重要的代理人塞爾維亞王國的震怒；於是從1912到1914年，俄國就成為塞爾維亞的冒進最不負責任的支持者和推手。它不僅大力支持塞爾維亞對土耳其開戰、鼓勵巴爾幹各斯拉夫民族擺脫奧斯曼帝國統治，還縱容塞爾維亞極端民族主義者把觸角伸進波黑。薩拉熱窩事件發生後，俄國又以塞爾維亞頭號支持者的身份現身，局勢終於不可收拾。 　　最荒唐的是，1914年的俄國軍事領導人深知本國戰爭機器已腐朽遲緩，但他們對拿破侖戰爭的經驗過於痴迷，居然得出一項瘋狂結論：唯有規模巨大、持續時間極長的全面戰爭才能發揮俄國在幅員和人力方面的優勢；倘若俄奧或法德因偶然緣故發生局部衝突，彼得堡應努力將此衝突擴大及延伸為全歐混戰，如此方可主宰戰後世界。1914年7月30日，俄國在五大國中第一個發布全面動員令，次日便“成功”引來柏林的宣戰，此後總動員令如連鎖反應般傳遍各大國，尼古拉二世終於如願以償將巴爾幹危機升級為世界大戰。結果，1917年3月，俄國在參戰大國中第一個崩潰；1918年7月，廢帝全家在葉卡捷琳堡遭處決。 　　 　　英國式恐懼：抗拒“羈絆” 　　在這場爭先恐後的自殺競賽中，英國的角色相當值得玩味。16世紀末以來，不列顛屢屢以歐陸均勢締造者以及反霸同盟組織者身份出場，摧毀最具威脅的挑戰者、恢復和平。但它在19世紀後半葉保持“光榮孤立”，至1908年才對德國“世界政策”的負面效應做出回應，對安全環境的惡化完全放任；英國外交部尚在1914年8月拒絕及時表明立場，使威廉二世下定孤注一擲的決心。 　　公允論之，“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並非無來由的偏執，它根植於倫敦對均勢模式的選擇：相較頻繁變更結盟對象、掌控異常吃力的俾斯麥式均勢，“光榮孤立”的成本遠為經濟。1815年維也納會議後，英國始終以超然態度自處，並保有商業與海權優勢，但進入1870年代，挑戰開始浮現。此際屹立於英國政壇的兩位巨頭對此看法迥異：保守黨人迪斯累利深信俄國在巴爾幹和中亞的推進構成英國的心腹大患，俾斯麥的“三皇同盟”則為俄國奧援；為挫敗彼得堡的野心，迪氏在整個1870年代積極介入巴爾幹事務，一反半世紀來的孤立之風。但他終究於1880年遭自由黨人格萊斯頓取代，後者推崇的外交理念超前時代約60年—道德優先、民意至上、歐洲團結、集體安全。既然大陸諸強為著私利爭鬥不休，格萊斯頓便以道德家的傲慢拂袖而去，聽任中東歐各國間彈性進一步喪失。在格萊斯頓晚年與他“競爭上崗”的保守黨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又是一位出身高貴、尊重傳統的老派國務家，對不列顛外於歐陸亂象的“安全”處境自豪不已。換言之，除去迪斯累利時代的“反常”，英國自我隔絕於歐陸竟已達2/3個世紀。 　　固守傳統政策帶來的虛幻安全感，在19世紀末新帝國主義擴張潮面前顯得捉襟見肘。當擴張潮的推手由俄國一家變為俄法德美奧全體時，勢力範圍最大、分布最散的英國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僅有的選擇是縮小目標。1902年，倫敦與日本結成同盟，由後者承擔在遠東抗俄的主務；兩年後，與法國就非洲殖民地劃分達成協議，並將西半球海上控制權讓予美國，此前分散在地中海和美洲的艦隊轉而向本土集結，以強化海峽防衛。鑒於德國公開宣言追逐“海神的三叉戟”，並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機中張牙舞爪，新任外相格雷最終決定放棄扮演居間制衡者，而與另一個大陸強國聯手。1907年，英俄就中亞勢力範圍劃分達成協議，一年後波黑危機爆發，俄奧兩國各以其盟邦為倚靠，寸步不讓，使剛剛成型的兩大軍事同盟衝突急劇升級。儘管1909~1911年英德兩國又進行了幾輪旨在約束海軍競賽的談判，但倫敦已認定德國乃第一假想敵，任何談判都無法消弭此種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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