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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晉：“保守治疆”今難堪用

http://www.CRNTT.com   2014-05-14 09:31:18

在民族政策方面，楊增新本人熱衷學習維吾爾語，並一再督促各縣知事學習維吾爾語，否則“不惟難以聯絡地方之感情，洞達人民之隱屈。”在社會政策方面，楊增新也是以羈縻之策維繫籠絡新疆貴胄。鐵木耳鬧事之時，楊曾想向北京政府請示，取消哈密王制。但不久後他又放棄了這一想法，認為通過貴族來控制其屬下人民，比通過他直接派出的官吏更方便、更有利。這也就是他常說的“羈縻了頭目人，也就羈縻了老百姓”。 　　楊增新的“大棒”就是打擊異己，清除威脅。對內，楊增新清除可能對自己造成威脅的軍政人士。1916年元宵節宴請上，楊增新就將自己的護衛軍營長夏鼎、督署衛隊營長李寅等人當眾處死，而楊增新自己卻在宴會上談笑自若；1924年，楊增新下令處死了地方實力派、喀什噶爾長官馬福興，以此震懾異己勢力。對外，楊增新積極鏟除地方民變，如絞殺鐵木耳之後，將其餘眾在遣返的路上全部處決，顯出楊增新鐵石心腸的一面；對待沙俄和白俄進入新疆的勢力，楊增新在安撫的同時，嚴加防範，並積極聯絡新生的蘇俄紅軍予以剿滅。 　　楊增新在治疆政策上，不僅僅強調“保守主義”，也強調“蘿蔔”“大棒”相結合。“蘿蔔”“大棒”是楊增新治疆的根本，以羈縻之策籠絡人心，以鐵腕政策排除威脅，才能夠保證新疆的穩固，更能夠有資本來保全一個“保守主義”的新疆。要知道，驅逐外來宗教勢力，攔截中原的思想宣傳，如果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軍政體系，在偌大的新疆境內是無法完成的。所以，單純的強調“保守主義”而忽略楊增新治疆當中的鐵腕與懷柔，是非常片面的。 “保守主義”治疆的無奈 　　楊增新治疆的“保守主義”，其實更多的是源於當時新疆現實的無奈之舉。楊增新主政時期，新疆財政虧空巨大。自左宗棠收複新疆始，新疆的國家機器運轉皆需仰賴各地協餉，庚子賠款後清廷財力不足，但每年也高達240萬兩（不含伊犁、阿山地區）。辛亥革命後，地方各自為政，新疆從此斷絕了外來財政支援。1913年新疆軍費支出為557萬兩，而財政收入僅80萬兩。後經系統清理財政，1916年財政收入上升到了330萬兩，但虧空仍然十分嚴重。在此情況下，楊增新不得不採取裁撤冗員、精兵簡政的方針。當時的新疆軍隊僅僅保留不足一萬人，而且由於裝備低劣，被外省戲稱“叫花子軍”；而整個新疆的行政體系也最大限度的縮編，以至於楊增新在公文中提醒在職官員“從速自謀生路，不要存做官之心”。 　　與此同時，楊增新時期的新疆還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楊增新主政時期，新疆面臨的“生存威脅”主要來自於北方的“沙俄”。楊增新先後經歷了中亞民亂、沙俄干涉、蒙古入侵、白匪掠境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這些事件都對當時的新疆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脅。以當時新疆300萬人口和孱弱的新疆軍隊，在周遭虎視眈眈的列強之下，如果楊增新舉措不當極易使得新疆分裂出中國。所以楊增新治疆，反對大動干戈，採取“保守主義”實屬無奈之舉。雖然楊增新也表示過對於武力的不信任，“自治潮流日盛一日，斷非快槍快炮所能壓制”，但是楊增新也深深清楚當時新疆的“底氣”，他認為戰爭將徹底毀滅新疆，“新疆……一仗過後，玉石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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