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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戴灰帽子的人》：非常歲月驚駭多

http://www.CRNTT.com   2014-12-28 09:21:20

貳   　　“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詞語，色彩之准，定位之巧，應該會為當代治史者所記取並認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右派帽子，人前背後被視作“摘帽右派”，依舊頭上還有一頂有形無形的歧視性帽子。邵先生用“灰帽子”作為自己及政治身份相似人群的共用符號，概括是相當精到而又沉重的，也包含著過來人無盡的辛酸和憤懣。   　　邵先生曾經多次說過，他被摘帽屬於第一批，屬於“非典型”，因為更多的摘帽右派極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單位的幸運。他能從勞動改造的地方返回到中央電台工作，應算是少見的個案，但依舊感受到在“人民內部”被隔膜的痛楚，見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只能習慣於獨來獨往，狠心地把自己關閉起來。最關鍵的是，不能留下任何惹來禍害的“罪證”，因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竟成了千百萬“待罪之魚”宿命的敘事模式，只能無需思考、麻木不堪地隨大波逐惡流。在階級界限分明的社會環境中，“灰帽子”們只能頑強地泯滅自己的感知能力，堅決做到不“越位”，並卑微地、無聲息地依附於國家機器的運轉，這使我想起早年流傳於美國民間的一句話：“憂慮、恐懼、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僂於時間塵埃之中。”   　　邵先生仔細記錄了“冒頭”挨打、控制異端的一樁樁“極左”事例，寫出相互之間猜疑、敵意的負面情緒。在思想改造的高壓氛圍之下，人人只能“口吐鉛字”，就是只能說能夠登報的“安全”內容，偶有跡象表露都會招致滅頂之災。譬如，中央電台播音組丁一嵐身為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夫人，也要被迫在會上交心說，某個觀點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沒說出來過。某副主任當時嚴正地指出：心里有這種想法也是反黨。邵先生在書中點出副主任這種誅心之論的霸道樣子，實際上是單位日常鬥爭的常態：“出語凌厲，打你一個措手不及。”   　　“灰帽子”們學會盡量少說話，不能讓自己的言行隨意上人家的“秋後小賬本”，以求得一種“異樣”的安全感，反而會因為自己“變異”而在“互相傷害”環境中謀得難得的安寧。邵先生只能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吳小如這樣的老友面前，恢復自由地傾訴和傾聽，他1972年寫的詩句“求友應從生死場”，說的正是交友之難之苦，反映幹涸車轍里相濡以沫的垂死魚之交。   　　有一筆最為難忘：1958年廣播局局長梅益在路上向邵先生夫人謝文秀問及情況，謝文秀向老領導忍不住多說一句：“我到現在也沒想通，他（指邵燕祥）怎麼會是右派呢？”梅益說了一句“驚天”話語：“說不定哪天我也會成右派的。”聯繫到“文革”期間梅益的悲慘遭遇，他說的這句話確實有驚人的預見性，表明他親歷深知殘酷無情的黨內鬥爭之後的洞察力和悲觀程度。   　　邵先生特地寫到侯寶林、馬季所在的說唱團，稱之為“保持人味的園地”，因為曲藝名人因自己文化水平較低，較能真誠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平常工作相處中能欣然迎接，笑臉相向。我讀到此章節時，淚花忍不住流淌出來，這在閱讀本書時是唯一的特殊感觸，是沉重世界之中最不能忘卻的一處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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