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http://www.CRNTT.com   2015-10-17 07:18:34

中評社北京10月17日電／一國某一時期的經濟發展總是在各種有利條件或優勢條件和不利條件或制約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前行的。優勢條件要盡可能充分利用，制約因素要盡可能避開或轉化，以實現最好的經濟發展效果。 　　中國經濟時報發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文章表示，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一方面是因為通過改革開放充分利用了優勢條件，另一方面是因為較好地避開和轉化了各種制約因素。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原有的優勢條件大多還在，但制約因素開始增加了。再像過去那樣實現高速增長不太可能了，但我們仍然想盡可能實現較高速的經濟增長，那就必須客觀認識制約未來經濟發展的因素，並努力將其制約降低到最低程度。 　　文章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有哪些？ 　　第一，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降低了社會的活力。相對於15歲至64歲之間的生產性人口，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總體是非生產性的，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較低，而且還會加重生產性人口的贍養負擔，降低全社會的活力。持續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的老齡化提前到來。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我國老年贍養比從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2011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9.1%，老年贍養比上升到12.25%。2012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到9.4%，2014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0.1%，首次突破10%。據聯合國2011年5月份發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訂本》預測，到203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組占比將為16.47%。有關專家預測，到2050年中國老齡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二，資源能源日益短缺，要素成本趨於上升。資源能源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資源能源相對充裕，則生產成本較低，反之則高。若資源能源的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則經濟發展的風險加大、穩定性降低。中國經濟持續三十多年的高速、粗放發展，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能源，導致資源能源日益短缺，為未來的經濟發展埋下了隱患。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11.6%，但消耗了全世界21.3%的能源，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國的3.3倍，日本的7倍，單位資源產出率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2014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達到38.4億噸標準煤左右，原油對外依存度為59.6%，鐵礦石對外依存度達78.5%。 　　第三，環境污染壓力加大，對經濟發展構成制約。環境污染會在如下幾個方面影響經濟發展：一是環境污染治理需要投入，其公益性投資的增加會對其他投資形成擠出效應；二是環境污染治理標準提高會限制部分產業和地區的發展空間；三是環境污染罰款會增加企業的成本；四是環境污染會影響招商引資；五是環境污染會影響身體健康，減少人力資本等。然而，在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高速推進的過程中，環境污染形勢日趨嚴峻，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構成了制約。2010年全國霧霾日為29.8天，是1971年的近4倍。2013年全國平均霧霾日為35.9天，按新標準74個監測城市中空氣質量達標率僅4.1%。近幾年華北地區部分城市霧霾日達到全年的三分之一以上天數。全國十大流域的水質總體為輕度污染。2013年，全國土壤的點位超標率為16.1%，中度、重度污染分別占1.5%、1.1%，全國耕地10%以上受到重金屬污染。在474個監測城市中出現酸雨的城市占比為44.4%。 　　第四，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較大，不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各地均衡發展或公平發展、全國統一市場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會較快較可持續，反之則慢則不可持續。因為全國統一市場有利於人口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有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於提高經濟的總體競爭力。但實際情況是，迄今為止，中國的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仍然較大，對未來的經濟發展形成了制約。從城鄉差距來看，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一直較大，從1978年的2.57倍，一度下降到1985年的1.86倍，此後一直上升到1994年的2.61倍，此後4年小幅下降，再自1999年的2.65倍一直震蕩上升到2010年的最高點3.33倍，隨後下降到2013年的3.03倍、2014年的2.92倍。而據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1940－1950年為1.6－2.0倍，1970－1990年為1.28－1.33倍，到了21世紀初縮小到1.17倍，目前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基本相同。據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顯示，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於1.6倍，美、英等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一般在1.5倍左右，只有中國等三個國家超過了2倍。 　　第五，歷史包袱較重，拖累了經濟的創新發展。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在農業文明時代創造了燦爛的古代華夏文明，但隨著人類步入工業文明時代，中國落後了，雖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適應農業文明時代需要的文化思想不一定適應工業文明時代的需要。近現代以來，雖然中國打開國門，引進了不少現代文明思想，但數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仍然扎根於多數國民的意識深處。經濟發展關鍵靠人，特別是企業家，而人靠制度和思想，企業家靠企業家精神，但中國的封建文化思想總體是不鼓勵創新的，這就可能拖累未來中國經濟的創新發展。中國歷史上一直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以君權或皇權為核心的，孔子思想的核心“禮”反映了國家組織和宗法家庭中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別，非常有利於統治者馭民、順民，但不利於保障民權、鼓勵創新。 　　第六，體制障礙尚未消除，制約著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經濟發展的基本主體是個人和企業，關鍵在於調動每個人和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制度或體制是影響主體行為的核心因素。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化改革已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遠未成功，而且在改革中形成的“過渡型扭曲體制”已成為阻礙未來經濟發展的新障礙。“過渡型扭曲體制”表現為：“特權或權貴市場經濟體制”（權力攪入買賣）、“壟斷市場經濟體制”（壟斷行業強大）、“優惠市場經濟體制”（優惠政策廣泛影響市場的公正性）、“城鄉分割市場經濟體制”（城鄉戶籍、土地、福利制度不統一）、“泛市場經濟體制”（教育、醫療、宗教等公共品過度市場化）、“價格福利市場經濟體制”（電力、水、石油、天然氣等主要能源資源價格被人為壓低，成為一種變相的福利）等。這種體制的特點是經濟已市場化但政治與之不配套，政府控制了太多資源，政府直接進入市場甚至操控市場，“政府企業化”或政府以追求GDP和財政收入最大化為主要目標。這種體制由於具有很強的資源動員和整合能力，能帶來明顯的短期經濟高速增長效果，但也因此帶來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一系列問題，制約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第七，難以避免的後發劣勢，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大“攔路虎”。作為後發國家，我國既有後發優勢，也有後發劣勢。後發劣勢是美國經濟學家沃森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後發國家模仿發達國家有制度模仿和技術模仿兩種形式，由於制度模仿較難，後發國家很可能選擇較容易的技術模仿，不過以技術模仿替代制度模仿，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較好的發展效果，但會給長期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後發劣勢表現在：一是後發國家在資本和技術上處於依附地位；二是後發國家在市場開拓上比先發國家面臨更多的障礙；三是後發國家不得不接受先發國家主導的對自己不利的國際秩序和規則；四是後發國家面臨更嚴重的人口、資源和環境約束。 　　文章強調，制約因素雖客觀存在，但內因決定外因，條件是可以轉化的，“禍兮福所倚”，只要我們充分認識到了制約因素，並盡可能避開它、轉化它，它不僅不會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障礙，反而有可能成為促進未來經濟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因素。關鍵是我們必須針對經濟進入新常態的特點，抓緊推進改革、轉型、創新，培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充分利用優勢條件，轉化制約因素，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