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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微觀主體活力 創構發展新動力

http://www.CRNTT.com   2015-12-05 08:15:51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到達一個非比尋常的關鍵時期和歷史性的考驗關口，僅以短中期調控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適應客觀需要，應當以新供給管理方略，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重大現實問題，“中西醫結合”多管齊下，共收療效。 　　中評社北京12月5日電／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強國富民”為根本發展目標，以“改革開放、動力混成、創新包容”為主驅動力，需更注重以中長期的高質量制度供給統領全局的創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調控為主的凱恩斯主義模式，在優化供給側環境機制中，強調以高效的制度供給和開放的市場空間，激發微觀主體創新、創業、創造的潛能，提升全要素勞動生產率，以釋放潛力、激發活力托舉新常態的經濟社會“質量升級式”發展。 　　推進改革優化供給側環境機制 　　經濟參考報發表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文章表示，隨著實際匯率上升和勞動成本上升，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合乎邏輯地有所下降。初步估計未來幾年間，中國非加速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率在8%左右，而非加速通貨緊縮經濟增長率在6%左右。以此而言，2015年確定的7%左右經濟增長率，如政策和工作不出大的偏差，應可實現，關鍵是需同時引導市場預期和“升級版”的演變過程進入良性循環，爭取相對順利通過市場“優勝劣汰”壓力為主的陣痛期，對接一個盡可能長時間的升級版中高速增長平台。在中國，往往在經濟下行壓力明顯時，也正是改革推進阻力較小之時。應抓住時機，推進改革優化供給側環境機制，為中國的長遠可持續發展夯實基礎。 　　我們的主要建議是： 　　一是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實施人力資本戰略。 　　面對中國勞動人口明顯下降、老齡化社會加速到來的趨勢，必須盡快、果斷調整中國人口政策。現在已進入調整人口政策的最後窗口期，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再犯顛覆性錯誤。一是在五中全會宣布“放開兩孩”政策調整出台後，還可以並應當動態推進，後續優化舉措。二是將以計劃生育重點針對體制內的人口控制，過渡到以整個社會全面優生和提高人口質量為核心的人口戰略，並進一步改寫為以教育和提升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力資本戰略。另外，促進人口流動、適當吸引移民也應當成為中國人口政策的重要內容。 　　二是積極審慎推動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制度。 　　土地制度是國家的基礎性制度，也是供給管理的極重要內容。當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方面（涉及集體經營用地、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我們建議積極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有關精神，明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範圍和途徑；建立健全市場交易規則和服務監管制度，積極總結借鑒重慶等區域以“地票”制度處理遠離城市中心區的農民在農地“占補平衡”框架下分享城鎮化紅利的經驗。全面推動農民承包土地使用權的確權、流通、轉讓、租賃制度，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探索農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區域戶有所居的多種實現形式。應充分重視深圳特區“先行先試”環境下形成的“國有平台，整合分類，權益求平，漸進歸一”土地制度改革經驗，在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產權框架和流轉制度過程中形成兼顧國家、單位、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土地徵收中嚴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範圍，規範程序，公開信息；建立對被徵地農民的合理、規範、多元的補償和生活保障、生產引導機制。 　　三是全面實施金融改革，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 　　針對中國金融市場的結構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全面推進金融改革。一是進一步深化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改革，適當降低國家持股比例提升社會資本持股比例，二是積極發展證券、保險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三是在政策性融資機制創新中構建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開發性金融、農村金融、綠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服務體系；四是依托存款保險制積極發展一大批社區銀行、村鎮銀行，通過降低准入門檻，引入民間資本或將現行的民間放貸機構合法化，增加金融供給主體和金融產品，健全小型、微型企業融資體制，並引導小貸公司按“資本金融資、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原則發展，改進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五是依全面放開存貸款利率管制，實現市場化定價的方針，擇機在利率市場化的最後“臨門一腳”——放開存款利率上取得突破；六是以顯著提升直接融資比重為目標，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在繼續完善主板、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市場的基礎上，積極探索覆蓋全國的股權交易市場（三板），並推動“大資產管理公司”建設；七是提高金融業穩健性標準，積極穩妥地推進銀行業實現第三版巴塞爾協議，防範銀行表外業務風險，牢牢守住發生系統性風險、區域性風險的底線；八是加強金融業監管，落實金融監管改革措施和穩健標準，完善監管協調機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九是做好準備適時實行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支持人民幣國際化。 　　四是切實以改革為企業經營創業活動“鬆綁”、“減負”，激發微觀經濟活力。 　　結合當前企業的實際情況，應以“負面清單”原則取向，創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一是以自貿區為標杆，進一步簡政放權，降低門檻、減少准入控制，同時改革監管方式，優化服務，推動全國統一的行政審批標準化改革，建立覆蓋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國性信息信用系統，執行統一的市場監管規則，以此最大程度地減少社會交易成本，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二是適度降低中國社保繳費率，同時加快推進實施基本養老社會保障全國統籌步伐；建立全國統籌的社保體系可結合調入國資經營收益等機制。三是進一步清理收費，降低企業實際綜合負擔特別是稅外負擔，在深化財稅改革厲行結構性減稅的同時，應注重徹底切斷行政審批與收費之間的利益關聯，分類重建收費管理的體制機制，將“准稅收”性質的收費、基金盡快調入一般公共預算， “使用者付費”性質的收費、基金應在基金預算中加強成本核算與信息公開，行業協會、中介組織所提供的服務收費應打破壟斷、增強競爭、壓低負擔水平，對“紅頂中介”、設租尋租所強加的企業負擔，更應結合反腐倡廉來有效消除。 　　五是大力實施教育改革和創新驅動戰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設創新型國家。 　　面對“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挑戰，從中長期來看，需要在高端“買不來的技術”領域靠原始、自主創新艱難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開放和“拿來主義” “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與“集成創新”結合，最終建成“創新型國家”，完成從工業時代經濟向與“第三次產業革命”接軌的“中國新經濟”的轉軌。可以預計，信息產業、新能源產業、高鐵式重大裝備製造業、生物產業和納米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插上“互聯網+”的翅膀，正在或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為力求主動，必須積極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政策體系，引導各類創新主體加大研發投入，調動社會各方面參與和推動自主創新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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