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以結構性改革實現轉型闖關

http://www.CRNTT.com   2016-03-05 08:15:20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中評社北京3月5日電／“十三五”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五年：調結構、轉方式的關鍵在2020；決勝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節點在2020；以結構性改革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的時間窗口期在2020。在這個歷史性的大背景下，“十三五”以經濟轉型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對未來10年、20年中國經濟的公平可持續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 　　經濟參考報發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文章表示，當前，經濟轉型正處在闖關的歷史關口，對結構性改革的需求全面加大。一方面，經濟轉型滯後加大經濟下行壓力。2015年，中國GDP增速為6.9%，總體經濟態勢平穩，但經濟下行壓力繼續加大。這有周期性和國際性的因素，但根子在於經濟轉型滯後。總的看，經濟轉型滯後不僅加大了短期經濟下行壓力，而且增大了多方面對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前景的疑慮。另一方面，投資主導型的增長方式走到盡頭。當前，中國面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的嚴峻挑戰。客觀地說，過剩產能、過剩庫存、過高杠杆的形成，既是投資主導增長方式的必然產物，又是投資主導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的實際反映。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的實際成效主要取決於產業結構調整的突破。“十三五”期間，尤其是未來一兩年如果能夠謀劃好、把握好經濟轉型的路徑選擇，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實現經濟轉型的重要突破，不僅能緩解短期經濟下行壓力，而且將釋放中長期增長的巨大潛力。反之，就有可能失去經濟發展的主動權，並由此引發系統性的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 　　文章分析，為什麼說“十三五”是結構性改革的攻堅時期？ 　　首先，經濟轉型面臨結構性矛盾掣肘。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問題是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適應，需求引導供給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供給釋放需求的作用沒有得到有效利用。為此，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以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高投資有效性，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力。 　　其次，消費與投資的結構性矛盾突出。“十二五”以來，中國投資消費失衡的格局有所改善，消費率和消費貢獻率開始回升。但是，由於投資驅動的增長格局沒有根本改變，投資消費錯配的矛盾仍然突出，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 　　其三，政策與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化解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而是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與制度創新。以化解產能過剩為例：一是政策刺激要起到“托底”作用，尤其是金融宏觀調控，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二是要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要素市場化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逐漸消除產能過剩的制度性因素。 　　文章認為，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關鍵在於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面對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需要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攻堅結構性改革，闖出一條以結構性改革化解結構性矛盾的新路子。 　　一是以結構性改革推動產業結構變革。中國進入工業化中後期，市場資源配置的重點要由工業領域轉向服務業領域，依靠市場力量大力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以推動製造業的轉型升級。 　　二是以結構性改革推動城鎮化結構變革。“十三五”期間中國將進入人口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要有新思路，要以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加快人口城鎮化進程，由此釋放城鎮化這個最大紅利。 　　三是以結構性改革推動消費結構變革。實現消費驅動經濟轉型的重大突破，關鍵是創新消費供給，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個性化、多樣化消費需求，並且加快投資轉型。 　　第四，以結構性改革為重點深化全面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從這兩年改革的實際進展看，有些領域的改革進展較快，並且有實質性突破，但有些領域的改革滯後，並出現了改革“打滑、空轉”的現象。當前，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改革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改革的難度和複雜性也大大增加。這就需要按照十八屆五中全會的要求，在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理念上進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形成結構性改革的良好氛圍，為轉型闖關提供改革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