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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過供給側改革實現中國經濟趕超？

http://www.CRNTT.com   2016-05-07 07:32:08

中評社北京5月7日電／供給側改革是近期國內經濟界議論的一個熱詞。2015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今年制定的五大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也是圍繞著供給側改革展開的。 　　新華網思客發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文章分析，供給側改革的背景和目標是什麼？如何處理經濟發展中長期與短期的關係？中國經濟趕超的驅動力是什麼？   　　經濟長周期與供給側改革 　　文章介紹，從歷史上看，供給學派是以反對凱恩斯主義的面目而誕生的。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60年代末，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策界占據主導地位，其提出的政策主張主要是針對大蕭條，側重於從需求面著手解決問題。由此，戰後美國經濟進入長達20多年的以投資和消費需求為先導的空前繁榮。然而，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即一方面增長速度下降，另一方面又出現了持續的通貨膨脹。在這個背景下，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供給學派應運而生。這個學派以反凱恩斯主義的面目出現，認為需求擴張已經走到盡頭，美國經濟要想走出滯脹，就必須提升經濟的供給能力。這個主張不僅成為當時宏觀經濟學的主流，而且得到里根和撒切爾這兩位主導80年代西方政治的保守領導人的青睞。事實也證明，供給學派的主張把握了當時美國滯脹的症結，為美國經濟在90年代的再次繁榮奠定了基礎。 　　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來看，供給學派是在美國兩次繁榮的長周期的間歇期產生的，而經濟長周期是由技術革新造成的。二戰之後，西方國家進入傳統工業化的高潮期，電氣化是其主導，但它的能量到上世紀60年代末已經消耗殆盡，西方國家需要新一代的技術來引領經濟增長。然而，此時的技術前沿已經被日本奪走；在隨後的20年裡，日本開創了微電子時代。在這期間，美國經濟經歷了痛苦的調整，最終，90年代興起的以個人計算機和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經濟讓美國重新奪回了引領世界技術前沿的優勢地位。 　　從發展軌跡來看，中國經濟基本上重複了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走過的路。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的20年裡，日本經濟以出口為導向，實現了年均9.2%的增長率。自80年代中期開始到2010年，中國經濟也以出口為龍頭，實現了和日本相近的增長率。特別是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期間，中國的出口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並帶動了中國經濟的空前繁榮。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調整時期。一些經濟學家悲觀地預測，世界經濟已經進入一個長期停滯時期。他們的理由是，人類在過去150多年裡發明的新技術都可以帶動整個經濟和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但現在這樣的技術已經非常稀少，目前盛行的互聯網並不足以和這些技術相媲美。他們也許是正確的，但也可能忽視了一些正在醞釀的革命性技術。比如，電動汽車及其智能化一旦成為現實，就能顛覆性地轉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再比如，新能源的開發也有可能導致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革。然而，悲觀論者的一個觀察可能是正確的，即發達國家再次進入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樣的調整期。中國能否和當時的日本一樣，成為這一時期引領世界技術前沿的國家呢？ 　　供給側改革必須站在這樣的歷史高度才可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經過60多年的積累，中國已經擁有了雄厚的工業和技術基礎，而過去20多年的飛速發展，又為中國積累了世界歷史上從未有的財富，兩者結合起來，中國就具備了引領世界前沿技術的物質基礎。而供給側改革正是要消除中國成為技術引領者的體制障礙，其中最關鍵的部分，就是形成政府和市場的良性互動。技術革新的風險往往很大，因此，要形成與之相匹配的組織方式一定是以市場為主導的。過去，中國的多數科研成果是科研院所完成的，“研發”中“研”的部分已經比較充分，但“發”的部分遠遠不夠，其中最大的障礙是體制性的。如何在“發”的部分充分引入市場因素，是供給側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然而，引入市場機制不是說不要政府的作用。在科技領域，政府的作用是鼓勵基礎研究，重點則是“研發”中“研”的那部分。 　　處理好長期與短期的關係 　　文章表示，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提升中國的長期增長潛力，而中國經濟目前正處於周期性下行階段，因此，政府面臨一個如何處理長期和短期關係的問題。事實上，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原因，既有結構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 　　在結構方面，中國正處在經濟結構的轉型期。目前，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中高收入水平，按匯率計算已經超過7500美元；工業化已經達到頂峰。根據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在工業化過程中，資源向生產率比較高的製造業部門持續轉移，因而經濟增長速度較高；當工業化達到頂峰之後，生產率進步比較慢的行業價格漲得更快，資源開始向低生產率部門轉移，從而使整體經濟的增長速度下降。 　　在周期方面，中國經濟受到國內外周期性因素的衝擊。在國際方面，全球貿易增長緩慢，2015年更是出現了下降。這是21世紀頭十年全球貿易飛速增長之後的一個周期性的調整。由於已經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經濟，中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次調整的衝擊。在國內方面，目前也是中國自身經濟周期的下行期。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國經濟經歷了4次以7年為周期的規律性變動。1992年到1997年是第一個高速增長期，1998年到2003年是第一個低速增長期，然後又是一個7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目前正處在第二個低速增長期。 　　與1998年至2003年的低速增長期不同的是，中國的金融體系已經開始融入世界金融體系，經濟波動將通過金融體系放大。在金融領域，對未來增長前景的樂觀信心是市場穩定的基石。實施供給側改革、特別是實施2016年五大任務中的前三個任務，必然涉及經濟結構的大幅度調整，如果把控不好，就會打擊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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