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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反全球化浪潮 中國該做些什麼？

http://www.CRNTT.com   2016-09-07 07:35:53

中評社北京9月7日電／馬可•波羅筆下“全世界最美妙最華貴的城市”召開史上規模最大、層次最高二十國集團（G20）會議，從G20成員國到特別邀請的一批嘉賓國家，從主權國家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到主要國際經濟組織領導人，外加同期舉辦的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從領導人峰會到工商峰會…… 　　觀察者網發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文章表示，在這場世界性論壇上，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浪潮，重申倡導自由貿易，是一個重要議題；而發揮自由貿易旗手作用，中國責無旁貸。 　　自由貿易體系對中國尤為重要 　　文章分析，為什麼？首先是因為自由貿易體系對全球經濟穩定與增長至關重要，對中國尤其重要。 　　讓我們回顧現代經濟史上最大的經濟危機——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1929—1933年大危機，是什麼急劇放大了這場危機的殺傷力和傳染性？是貿易保護主義。 　　1929年，正值源於華爾街投機狂熱的金融危機陰風凄凄之際，美國國會通過極端保護主義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引爆各國競相報復的關稅戰，觸發貿易保護與貿易萎縮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終於將在危機邊緣掙扎的世界各國推向創紀錄大危機的深淵。 　　今天，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世界貿易黑雲壓城，“反全球化”呼聲高漲，國際經濟有重蹈《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覆轍之虞，對此風險我們不可低估。 　　作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作為全世界屈指可數的順差大國，作為1990年代至今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貿易保護與貿易萎縮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對中國的潛在殺傷力更大，我們對此給予比其它國家更多的關注，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呼籲自由貿易和抨擊、遏制貿易保護主義風潮蔓延，自是理所當然。 　　同時，作為一個對現行國際經貿規則不公正性體會日益痛切、並擁有獨立利益的大國，作為一個不能也不應僅僅滿足於被動地“與國際慣例接軌”、而是力圖主動推動建立更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國家，我們本來就還需要站上更高的層次，審視由此而凸顯的國際經貿規則問題。 　　正值山姆大叔扮演自由貿易旗手越來越力不從心、也越來越不樂意之際，無論是於本國國家利益還是於國際社會利益，中國都需要高高舉起自由貿易的大旗，至少在當前這一時期扮演全球自由貿易的旗手。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多的貿易業界人士已經將中國視為當今自由貿易的旗手。 　　為什麼中國成了自由貿易旗手而不是首倡者美國 　　文章稱，為什麼當前扮演自由貿易旗手的是中國，而不是二戰之後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首倡者和主導者美國？因為這個老自由貿易旗手打的小算盤太多而嚴重瀆職了。 　　今天的山姆大叔雖然仍然保持著對國際貿易規則發展演變最強大的影響力，但它運用這一影響力所做的不是全力以赴推進廣覆蓋、非歧視、無差異的多邊貿易自由化，不是主動向所有貿易夥伴進一步削減貿易壁壘，而是拖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的後腿，同時全力推進排擠其它主要貿易大國的區域經濟小集團。 　　最典型者，莫過於簽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縮寫為“TPP”）基礎協議，中國這個當今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卻不在成員國之中。其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呼聲之高漲，更是達到了多年未見之水平。 　　反觀中國，選擇與山姆大叔迥異。中國不僅早已躍居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不僅在過去的幾年裡一直努力推進多哈回合談判，而且持續主動向所有貿易夥伴降低貿易壁壘。 　　中國也搞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制定了“一帶一路”規劃，但中國的目的並不是利用自己的優勢拉攏一批小夥伴組成半封閉的圈子而扮演“老大”，而是尋求更加開放的競爭環境。 　　正因為如此，中國連續數年部署外貿工作都把擴大進口放在突出地位，中國近兩年接連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對象並不是後發的新興市場經濟體，而是人均國民收入大大高於中國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僅僅2015年12月9日一天之內，中國就宣布了三條充分體現中國尋求更開放貿易環境決心和誠意的消息：中韓自貿協定、中澳自貿協定將於20日同時生效。 　　2016年1月1日起調整部分進出口關稅，特別是擴大進口日用消費品降稅範圍，降低部分先進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關稅以鼓勵其進口，降低、取消一批商品的出口關稅。 　　就是對明顯含有排擠中國之意的TPP，中國的公開反應也是強調要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同時提出了中歐自由貿易區等構想。 　　當前的世界經濟之所以需要中國來出演自由貿易旗手，還因為從政治體制來看，在當前這個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不確定性高漲的時期，中國體制更有助於其發揮自由貿易倡導者作用。 　　各國民間都存在強弱不等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中、美、歐、日、俄各國皆不例外；是否將民間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轉為政府的實際行動，這是政府（這裡指的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內的廣義政府部門）的決策。 　　而在同等民間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下，是否採取保護主義行動，取決於該國政治體制賦予保護主義勢力的政治游說能力、政治決策者本人對保護主義勢力的需求，以及該國“玩弄”國際規則的能力。 　　正是在這一點上，不同國家體制和表現迥異： 　　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本身就更容易使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取得與其實際經濟實力份額不相稱的政治能量，美國憲法將對外貿易政策決策權授予國會，這種體制使得美國那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或貿易問題政治化的利益集團，比在行政主導的國家更容易左右國家貿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更刺激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道德風險惡性膨脹。 　　須知，當年二戰結束後，正是美、英等主要西方國家國會埋葬了當時的“國際貿易組織”構想，最終不得不推出“關貿總協定”來替代。 　　今天，由於美歐等發達國家主導了國際經貿規則的發展演變，1980年代以來尤甚，他們更有能力“玩弄”以世貿組織規則為代表的國際經貿規則，在紙面上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前提下行保護主義之實，以至於2009年次貸危機高潮期間美國在經濟刺激法案中塞進“購買美國貨”（Buy American）條款，世貿組織總幹事卻不得不捏著鼻子認可這項條款未違反世貿組織規則。這種能力將激勵他們訴諸保護主義手段的道德風險。 　　印度等視中國為經濟發展最大競爭對手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同樣引進了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致使他們的貿易政策決策常常顯得衝動多而冷靜通盤考慮少，將意願當作現實，對中國的“瑜亮情結”更時刻都在干擾印度等國的對華貿易政策。 　　與上述國家相反，中國政體更有利於強有力的決策者排除干擾，克服一時短期利益誘惑而去追求長期利益目標。 　　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之所以需要中國扮演自由貿易旗手，還因為長期以來的自由貿易旗手美國，已經深陷過度干預外部事務和過度透支國力的泥潭，美國需要適度收縮過度擴張的戰線，保養國力。但這種有利於美國長期可持續穩定發展的調整，在實際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要在一定時期內壓縮美國左右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也無法與貿易保護主義截然區分開來。 　　在這種傳統自由貿易旗手出現一定程度力不從心的情況下，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需要另一個國家至少在當前這個時期內出演自由貿易旗手；當是之時，環顧全球，論德論力，舍中國其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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