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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中國現代民俗學史的福建時期 | |
http://www.CRNTT.com 2019-04-15 00:11:52 |
1948年,楊堃的《我國民俗學運動史略》正是由此開講。楊堃把“北大時期(1922-1925年)”作為“民俗學運動的起源”,緊接著是“民俗學運動的全盛期:廣州中大(1928-1930年)”、“民俗學運動的衰微時期:杭州的中國民俗學會(1930-1935年)”。 楊堃(1901-1998)也是學術牛人。40年後的1988年,另一學術牛人鐘敬文(1903-2002)對楊堃的說法委婉地提出意見。他透過《我與浙江民間文化》(1988)一文告訴我們,他本人以及江紹原、婁子匡、錢南楊是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創會會員,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學術成就相當驕人,應該得到的評語絕非“衰微”一語了得。 吾人於此不免好奇: 從“北大時期(1922-1925年)”到“廣州中大(1928-1930年)”之間的“1926-1927年”是“蝦米”(什麼)時期呢?北京大學董作賓、沈兼士、林語堂、顧頡剛、容肇祖等學術牛人於此期間“去哪兒”呢?楊堃忽略而鐘敬文也不 曾補充提起的時期是否比“衰微時期”更微不足道呢? 實際上,中國現代民俗學史上有個“福建時期(1926-1927年)”,這是一個相當重要、可以做學位論文的選題的重要時期。 提起“福建時期”,福建協和大學和廈門大學可以坦然笑對前起的北京大學、後出的廣州中山大學,可以驕傲地笑到花枝亂顫。 福建協和大學創辦於1916年。1925年前、後,北大陳錫襄、董作賓先後到福建協和大學任教。陳錫襄到校之初就有“把北大的風俗調查會、歌謠研究會、方言調查會、考古學會的計劃熔而為一,組成大規模的‘閩學會’”之計劃。1924年11月,陳錫襄曾“寫一封長信給尚在北大的沈兼士先生報告此事,所以自那時北京的朋友們便知道我們有這項的計劃”。1925年春,董作賓到校。陳錫襄、董作賓合捐10元,又從國學系借了20元,征得學生50餘人,辦起了“閩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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